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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華中科大校長李培根在“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稱，國家對教育投入過低造成高校教師工資低，教師因此不專注于學術而忙于撈外快。國家應大幅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并嚴格限制教師的“創收”收入。（10月31日《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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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根曾因演講不說官話，被學生親切稱呼為“根叔”，并走紅網絡。“根叔”在教育論壇上直陳“教師不專注學術忙于撈外快”，其自爆家丑的勇氣值得肯定。從理論上講，國家大幅提高大學教師的工資待遇，有利于化解他們的“創收沖動。但是，換個角度看，大學教師工資低還是高，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大學教師工資雖無法與少數高薪階層相提并論，但與多數普通工薪階層相比，并不算太少。大學教師工資到底該“大幅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讓教師安心教學、科研呢？大學教師以收入低為由，放棄職業操守，熱衷追名逐利，不僅與身份不相稱，也有辱大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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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大學教師應該愛惜自己的羽毛，致力于學術研究、教書育人，恪守科學精神。但是“教師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社會不正之風、浮躁之風也在影響著教師的學術道德與價值取向。在現實生活中，兼職、走穴，學術不端的大學教師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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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大學教師除了科研和教學以外，也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大學教師的頭腦中裝著學術智慧，他們在各自研究領域內的學會、協會兼職，外出講學、上課，也是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因此，對大學教師走穴創收不必因噎廢食、一概否定。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認為，人只要做理性經濟人就可以了。只要大學教師創收來路正當，依法申報納稅，我們不必對此說三道四。美國前總統下臺后，還四處演講、出書賺錢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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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大學教師擔任著公職，拿著納稅人供給的薪水。教育部嚴厲禁止在職中小學教師從事有償家教，可大學教師走穴、創收，沒聽說有誰干預過。大學教師拿著納稅人提供的工資，利用公共資源搞研究，然后利用專家、學者身份，在工作時間頻繁走穴、趕場，甚至在企業兼職、分紅。即使是因為工資低，迫于經濟壓力怎么做，這樣的創收邏輯也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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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來，即使大學教師工資待遇不高，也應該對得起學術榮譽與自己的良知。大學教師忙于經濟創收，客觀上會擠占搞科研、上講臺的精力與時間。學術觀點陳舊、對學生實行放羊式管理的專家教授并不鮮見。有人曾撰文批評中國一些“磚家”紛紛做起被包養的“二奶”。這樣的評價頗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但是也客觀地反映了部分大學教師尤其是專家學者的現實生態與職業操守。“根叔”不過實話實說而已。

　　但是，筆者以為“根叔”開出“大幅提高大學教師工資”的藥方并不怎么對癥。“根叔”的建議或許可以理解為“高薪養學”。但是，人的欲望沒有止境，如果沒有配套監管機制跟進，就是大幅提高工資待遇，也未必就能讓大學教師收回創收的“躁動”之心。且不說有的教師本身就徒有虛名，一門心思鉆研創收學問，無暇研究關注學術問題，關心學生成長。有的大學教師應邀出席經濟論壇之類的商業活動，拿了主辦方提供的天價出場費，在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時，如何能做到心無旁騖，公平、公正？這樣的“磚家”教師除了充當利益集團的“二奶”以外，還能多大程度上站在公眾立場上憑良知與學術準則說話？拿了天價出場費的他們，迎合邀請方意圖，利用公眾人物身份選擇性表達觀點，不僅有辱身份，而且干擾了公眾輿論視線，這將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如果這個問題不得到解決，國家大幅提高大學教師工資，也不是天價出場費與創收利益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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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師不專注學術忙于創收無疑需要矯正，但國家財政資金與公共教育經費畢竟有限，教育投入欠賬還比較多。因此，筆者以為大幅提高大學教師工資并非對癥下藥的最佳路徑，而完善監管機制，培植大學精神，疏通大學教師退出制度出口，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