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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埃及的西紅柿、中國的大蒜和巴基斯坦的面包價格，都接近了歷史最高水平。通脹之痛在全球蔓延。近來，有媒體發現，在繁忙的深圳羅湖口岸，多了很多去香港購物的深圳人。他們大包小包背回來的，不是名牌衣服或者化妝品，而是油鹽醬醋、洗滌用品和嬰兒奶粉等日常用品。（11月7日《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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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昔日香港人北上“掃貨”到如今深圳人到香港“打醬油”，深港之間的客貨流流向盡管發生了逆轉，但其背后的經濟邏輯卻都是“圖便宜”。報道顯示，依據目前港幣對人民幣的匯率，一瓶500毫升“李錦記”生抽醬油在香港的售價折合人民幣為5.95元，而在深圳超市的價格是6.6元；深圳雞蛋已漲到9角一個,而差不多大小的雞蛋在香港23港元就能買30個,折合人民幣不到7角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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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看到，與深圳相比，香港在“控制物價”上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劣勢：一是工資水平高，人力資源成本高于深圳；二是香港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極高、已連續16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港府一般不直接干預市場，商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等投機行為更難控制。因此，香港“控制物價”的難度更大。當此語境，在深港兩地位置相鄰、商品運輸成本基本相當的情形下，香港基本生活物資價格應當高于深圳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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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控制物價”方面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得益于港府在調整利率和銀行準備金率等金融措施之外，還有一套成熟的應對通貨膨脹的行政措施。首先，香港特區政府雖然不直接干預市場運作，但卻通過向居民發放補貼和減免稅賦的形式將相當大一部分通脹壓力承擔起來。這樣，既維護了市場的正常運行，又減輕了居民基本生活的壓力。需要說明的是，港府發放補貼的范圍比大陸要寬泛得多，有時甚至是面向全體居民。據報道，2008年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港府除了給相關弱勢群體額外發放一個月的社會救濟及傷殘津貼之外，還給全港每戶住宅補貼1800元電費、給每位月薪不足1萬元人士的退休金賬戶注資6000元、給每名65歲以上老人發放3000元津貼、寬免全年75%的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以使所有香港居民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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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針對商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問題，港府建立有完備的市場監控機制，每天都會在網上公布當天主要生活物資的供應數量和批發價格，并預報次日的供應數量，從而提高市場透明度，避免居民產生恐慌。一旦某種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波動異常，港府就會啟動相關調查程序，約見進口商、批發商、交易員及零售業界代表，以確定是否有人操縱價格。一旦確定有人操縱價格，那么等待他們的將是傾家蕩產式的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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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人到香港打醬油”，只是大陸近期物價快速上漲的一個縮影。物價過快上漲，是難以承受的民生之痛。在物價高漲、社會各界通脹預期增強的當下，“控制物價”已成我國宏觀調控的當務之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采取再次加息等金融措施之外，港府在“控制物價”方面的一些行政措施值得我們借鑒。比如，針對低收入人群的救濟計劃、針對全民的增收計劃和減稅計劃等不宜再拖、應盡快出臺；又如，針對哄抬物價等投機行為，相關監控、調查、處理機制尚需進一步完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