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縣務工人員譚勇來說，在貴州近兩年的打工生涯無疑是場“噩夢”：“原本指望讓老婆孩子過上好日子，結果為了我和100多工友的工錢，我被逼得爬上40米高的塔吊，足足待了68天，到現在問題也沒得到徹底解決。”這起罕見的“塔吊討薪”事件中，農民工耗盡心力，卻遭遇推諉、扯皮。別讓農民工的心在討薪路上耗冷，看來還有艱難的路要走。

　　弄不明白 打工為何要先“墊錢”

　　今年39歲的譚勇在部隊入了黨，1995年退伍回鄉后僅上了半年班就下崗了。為了養家糊口，他做過司機、打過零工。

　　譚勇至今仍記得當初老鄉何林太鼓動他出去打工時描繪的美好前景：“2009年老何找到我說，貴州六盤水市在修高速公路。這種政府工程工資有保障，兩年下來起碼賺個七八萬。你的兩個娃娃都上初中了，以后用錢的地方還多，咱們一起干吧！”

　　2009年10月，譚勇和數十名老鄉跟著何林太來到六盤水市水盤高速公路的一個工地做工。誰知過了沒多久，譚勇和工友們被告知需要繳納一筆保證金，而且要出資添置一些施工設備。

　　譚勇起初并不明白：“還沒賺到一分錢呢，咋就得先拿一大筆錢出去？后來我才曉得，如今在外做工程，不先墊點錢是很難接到活兒的。”

　　何林太也告訴大家：“開工后保證金到期是要退還的。大家一起集點資，這樣除了工資之外還能分點紅。”

　　譚勇將老家的房子抵押貸款了17萬元，又借了部分高利貸，湊了36萬元。譚勇的一位戰友也借了10萬元高利貸交給了譚勇一起“入股”。

　　就這樣，何林太、譚勇等人集資繳納了保證金，又購買、租賃了施工設備，金額達到300萬元左右。但是接下來的狀況讓譚勇“目瞪口呆”：“先是保證金到期未退，工資也開始發發停停。承包方相互扯皮，我們施工隊要求按工程量付款，也被推來推去。”

　　2011年3月的一天，工地上突然闖進一群人，強行將譚勇等人趕出了施工現場，工友們集資添置的部分機械設備也被砸壞。

　　被趕出工地的譚勇感覺像“被人一棒子從美夢中打醒了”。在隨后的2個多月內，工友們不停地找項目部、找業主單位、找主管部門，一次次反映、一次次請求。

　　“但是都沒用。”譚勇無奈地說，“口頭上都很重視，可一談到工錢，就用各種理由來敷衍，我們下跪哀求也沒人理。”

　　40米高空苦守68個日夜

　　2011年5月25日晚，希望再次落空的譚勇筋疲力盡地回到宿舍：“我一夜沒合眼，胸口像是壓了塊大石頭，感覺真的絕望了。既然老老實實地要不到工錢，那我只能弄出點大動靜，讓更多人知道我的遭遇。”

　　第二天清晨，譚勇來到工地上一座40米高的塔吊旁，猶豫很久之后，他開始往上爬。“手心里全是汗，兩條腿不停地抖，往下看一眼都覺得天旋地轉。當時要是手一滑，我就沒命了。”

　　爬上塔吊的譚勇以為事情很快就能引起重視。但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一待就是68個日日夜夜。

　　譚勇說：“塔吊上只有一個不到1平方米的操作艙，人在里面連腿都伸不開，蜷到第二天醒來，全身都沒了知覺。”

　　“一位老鄉給我弄來一根繩子，每天吃飯我就用繩子把裝飯菜的袋子拉上去。老鄉也沒拿到工錢，只能借錢給我買飯吃，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頓。飯里只有點榨菜，甚至就放點鹽巴。要解大便的時候，我就會讓老鄉送飯時往口袋里塞點手紙，解完后用紙或者袋子包著，扔得遠遠的，感覺成了個野蠻人。”

　　“最怕的是雷雨天。打雷閃電的時候，塔吊上都能冒出火星子。”譚勇現在想起來依然覺得后怕。“有段時間遇到連續大雨大風，塔吊搖搖晃晃，有好幾次我都以為塔吊要倒了，只能閉著眼睛聽天由命。”

　　譚勇爬上塔吊之后，當地有關部門多次勸解，并提出一些解決辦法。“我聽過的承諾太多了，害怕下來之后又是空歡喜。”不敢再輕信的譚勇選擇了——苦守。

　　最讓譚勇感到愧疚的是妻子的病。“7月底的時候，老婆因為膽結石痛暈過去，丈母娘賣掉兩頭豬才交上住院費。動手術家里沒錢，老婆給我打電話問我什么時候能拿工錢回家。我哪里敢跟她說我正在塔吊上討薪，只能含混著說正在想辦法。”

　　心力交瘁 討薪路為何這樣漫長

　　妻子的病情讓塔吊上的譚勇再也堅持不住了。在六盤水市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勸解和承諾下，2011年8月2日，譚勇在塔吊上呆了68天后回到地面。隨后，多家媒體對這起事件進行了報道，并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建設工程領域那么多規章，那么多監管部門，為什么卻保護不了農民工的利益？”覺得很對不起譚勇的包工頭何林太說，“我們都是受害者。原以為建設工程制度完善，監督到位，但是我們開工很長時間之后都不知道誰是工程的真正中標方。他們包攬工程，卻連必要的施工設備都沒有，還要我們農民工湊錢添置。”

　　“我以前也不理解為什么有些農民工會采取跳樓、堵路等過激方式討薪，等到我自己被欠薪，被逼得爬上塔吊的那一刻，我才體會到那種走投無路的絕望。”譚勇說，“不是有工程保證金嗎，不是農民工工資優先支付嗎，為什么不能落實呢？”

　　受巴中市政府委托，巴中市農民工維權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曉榮先后兩次趕赴貴州六盤水協調處理，但難度超過他的想象。欠薪農民工超過100人，拖欠的工資過百萬元。但是對方稱事發時間過長，雙方賬目不清，無法確定最終數額。開了多次協調會，就是解決不了。

　　“為什么國家那么重視，農民工討薪的成本依然那么高？農民工因欠薪導致的經濟損失該由誰來承擔？”譚勇從塔吊下來之后，銀行卡上被打入了46萬元錢，他終于有錢給妻子做手術了。譚勇說：“這只是我和戰友的集資款，其余的工錢仍沒領到。”

　　“我都記不清回來之后又去過幾次貴州了，路費、食宿費都花了上萬元。”譚勇說，“銀行利息一個季度都是5000多元，高利貸利息現在根本不敢提，要債的人天天堵在家里，把東西都砸壞了。要是再拖下去，即使我要回工錢，恐怕連還債都不夠。”

　　年關將近，譚勇在老家附近一個工地做零工：“春節前我們還要去六盤水。現在國家一系列治理欠薪的強有力措施相繼出臺，我希望這一次去能夠順利要回工錢，別讓農民工的心在討薪路上給耗冷了。”(參與記者：江毅、張琴、沈洋、徐揚、任鵬飛、李萌、李建平、閆祥嶺、黃浩苑、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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