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棄嬰島”誘導內疚放棄遺棄

　　在“嬰兒安全島”設立之前，石家莊市社會福利院曾有個想法，為了規避福利院的風險，考慮安裝攝像頭，以防嬰兒在島內發生意外后產生糾紛。但是很快，韓金紅院長意識到，裝了攝像頭，棄嬰家長一定不敢靠近，設施會淪為擺設，因此最終打消了這個念頭。

　　顯然，每一個將孩子放在“安全島”的家長都是刑事犯罪者。如果嚴格地按照法律條文，他們都應該被抓捕歸案、繩之以法。坊間有意見認為，警方是否應考慮在附近設立執勤崗，對遺棄行為加以制止，或者干脆將遺棄者現場拿下。

　　“可以想象，只要第一個遺棄者被警方現場抓住，這個‘安全島’勢必立即失效。更大的可能是，這些孩子最終還是免不了被遺棄的命運，只不過換個地點而已。”多年研究社會心理學的欣榮恒運心理咨詢公司咨詢師胡海波說。與普遍擔憂的“安全島會誘發更多遺棄行為”的觀念相反，他認為，從長遠看，如果“安全島”之類的設施能夠普及，倒有可能減少遺棄行為。

　　“養育下一代的行為是一種本性。嚴格地說，它不僅僅人的本性，還是許許多多動物的本性。”胡海波說，即使是虎豹狼豺，只要食物足夠，也會盡量養育好所有幼崽。只有在自然條件過于嚴苛，不可能養大所有孩子的時候，才會出現“虎毒食子”的情況，但目的也是要保證最強壯的后代能夠生存下去。

　　“我們人類都是有顯意識和潛意識的。在顯意識里，一個人要遺棄自己的孩子，會用很多種理由來說服自己，比如孩子有嚴重疾病、孩子是非婚生等等。但是在潛意識里，人類的本性一定會對他本人進行嚴厲的譴責。”胡海波說，從社會心理學上講，一個人在實施不道德行為時，“外部譴責”與“本人內疚”之間的關系非常微妙。如果外界的譴責過于嚴厲，而且幾乎不給走投無路者以一條活路的時候，內疚就會逐漸減少，甚至在潛意識中也能很快說服自己。

　　胡海波認為，在福利院外設置一個嬰兒安全島，明顯是對于社會道德的正面引導，它在減輕外部譴責的同時，卻又誘導出遺棄者的內疚。它傳達出來的意思是：你可以不養孩子，那就送來給我養，我來替你盡責任，保護孩子的安全。在這樣的指引面前，很可能會激發一個人善良的人類本性。當他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潛意識有可能會上升成為影響行動的意識，從而放棄遺棄行為。

　　“不管它最后是不是能明顯減少遺棄行為，安全島哪怕只起到讓寶寶們活下去的作用也已經足夠了。政府財政收入那么高，應該有足夠的能力養大這些棄嬰，讓有疾患的孩子衣食無憂，讓健全孩子今后自食其力。所以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用他們的生命來嚇阻那些潛在的遺棄者。”胡海波說。

　　延伸 棄嬰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朝陽法院曾在去年公布了對遺棄案的調研結果。從2007年到2011年中，朝陽法院少年審判庭共審結遺棄案件5件，其中遺棄嬰幼兒案件有4件。這4名被遺棄的孩子都存在先天發育缺陷或患有嚴重疾病，涉案者全都是外地來京務工或給孩子治病的農民。他們放棄孩子的最重要理由是“經濟困難”。

　　在調研的幾起案件中，法院發現，這些涉案的父母明顯缺乏孕產期保健知識，忽視產前檢查。在發現孩子存在先天疾病時，既不知道撫養未成年子女是法定義務，遺棄孩子觸犯刑法，又不知道向政府、社會慈善機構或者媒體尋求救助。

　　同時，我國社會醫療體制并不健全。對先天性缺陷、危重病嬰幼兒缺乏特殊的保護和照料，相關國家機關也沒有提供資金強制救治。遇到因家庭經濟困難而準備放棄治療的情況，醫院和社會救助機構之間因為沒有相應的銜接機制，醫院也無法將相關信息傳遞給社會救助機構。

　　廣東省三月初公布的一項數據顯示，2003年取消強制性婚檢后，有些地方的自愿婚檢率曾一度下降到2%至3%的平均水平。隨著珠三角不少地市開始推行免費婚檢，婚檢的平均比率逐步回升到30%至40%。但與之相伴的則是新生兒出生缺陷率一路攀高。據衛生部去年發布的《中國婦幼衛生事業發展報告》，中國新生兒出生缺陷發生率，由1996年的87.7/萬人上升到2010年的149.9/萬人。

　　盡管婚檢、孕檢無法完全檢出缺陷嬰兒，但在優生、減少遺棄行為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只是在中國很多地方婚檢、孕檢費用頗高，對于沒有醫療保障的社會底層人員，負擔這筆費用相當吃力。于是只能懷有僥幸心理放棄這些醫療檢查，一旦生出了缺陷嬰兒卻又無力養育，不少人因此而被迫走上違法道路。

　　記者采訪到的部分法律界人士表示，“遺棄”是法律問題，“設置嬰兒安全島”是慈善問題，但它們歸根結底是社會保障問題。“嬰兒安全島”設置與否，對于增加或減少遺棄行為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真正的關鍵還應該是國家能否在使用巨量財政收入時向民生方面的稍有傾斜，讓中國公民，特別是生活在社會下層、醫療保障匱乏的公民享受到足夠的、低價格甚至是免費的生育服務和醫療、慈善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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