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下午，地鐵4號線人民大學站A1號出口前，一名男青年正在買假證。

??? 6月30日9時，北京中關村大街，中國人民大學東門外。

　　“要辦證嗎，學生證、畢業證？”筆者剛出4號線人大站地鐵A1口，三四個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便圍了上來。再往前走，孕婦、抱小孩婦女越來越多，單是離校門最近的樹蔭下，就有10來人在招攬生意。

　　在坊間，“孕婦、抱小孩婦女”已成為人大東門外的標簽之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1條規定，懷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滿一周歲嬰兒的行為人不被執行行政拘留處罰。這意味著，一些賣證婦女可以長期逃避法律打擊。

　　筆者經過多日調查，勾勒出這一群體的大致特征：孕婦或哺乳期婦女，年齡20歲～40歲，來自欠發達地區，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們的職業，本人意識到行為違法但普遍不愿轉行。

　　在賣假證者的聚居點之一小牛坊，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賣假證者的歷史變遷：“原來是江蘇人在干，后來河南人加入他們的隊伍。再后來，什么人都有了，山東，東北，張家口……”

　　“我們做的事是違法的”

　　人大東門出門右轉不遠就是地鐵人大站，左轉走10余分鐘可到地鐵海淀黃莊站。兩站中間，還夾著兩個天橋、兩個公交站臺、兩個十字路口，周圍還建有不少商業、娛樂設施。有人說，正因如此，人流多，賣證者才聚集在這里。

　　在公交站臺對面的樹蔭下，賣假證者劉麗穿著素色上衣，一邊抱著兩個月大的孩子一邊招呼著路人光顧自己的“假證生意”。

　　見孩子哭鬧得有些厲害，筆者建議給他吃點東西。只見她從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京大學學生證往孩子手里一塞，“沒事，他只是要玩學生證。”孩子果然安靜了下來。

　　劉麗包內的學生證，有仿冒北大的，也有仿冒人大、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在京高校的，都已蓋好印章。劉麗還用一張紙包著火車票優惠磁條，“最近學校管得嚴，真磁條斷貨了，這些都是假的。現在100元也進不來真貨。”

　　一位年輕男子給了劉麗一張照片。她拿出圓形模子給照片刻上鋼印，就做完了學生證，收了30元。整個過程不過10秒鐘。男子說，他過幾天要去外地，拿學生證去景區可以打折，“以前這里賣假證的特別多，天橋上都是，現在少了”。

　　此時，一位戴墨鏡的中年男子過來問：“這玩意也要30元？”“這都是違法的。”劉麗答。

　　“我拿的，是我違法。”

　　“我們給你做出來，我們也違法。”

　　“這一切都是違法的。”墨鏡男笑著總結，隨后說：“我要幾本畢業證。”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叫喊，劉麗急忙搶過證件樣本，往校門方向跑去，隨后拐進旁邊的綠化帶。筆者趕到時，綠化帶里已聚集了五六個婦女，一會兒便疏散開了。

　　“剛剛有警察。你們沒干這行，不懂。”劉麗長長吐了一口氣。事后，一位剛來一周的孕婦告訴筆者：雙手空空，走路筆直，就可能是便衣。

　　筆者發現，劉麗所在的這片綠化帶有點“玄機”：一處欄桿斷了，可通往大街；一處可穿過小樹叢，通往人大校門；另一邊則通往其他綠化帶。泥土里留著好幾個腳印、塑料袋。劉麗一邊環顧四周一邊催促：“你們買不買證，買完證就趕快走。”

　　采訪中，賣證婦女無一例外地坦言：她們做的事是違法的。盡管如此，在孩子出生或哺乳期滿之前，這些婦女很少想過今后如何是好。

　　初中輟學，18歲嫁人，次年生下第一個女兒，在輾轉浙江、遼寧、廣東、河南等地打工多年之后，來自河南平頂山鄉村的張小花今年6月隨丈夫來北京投靠表親。已懷了第二胎的她，這次沒有拾起服務員、紡織工等老本行，而是選擇加入大學校門的“賣假證大軍”。

　　張小花并非沒做過正當職業。因為不喜歡老師，她沒讀完初中就來到東北，在母親的介紹下去超市當服務員。后來，父親讓她到廣州一家服裝廠工作，她嫌機器嘈雜，一天都沒干。當張小花隨做室內裝修的丈夫去浙江時，她找了個繡花的活兒。后來，丈夫迷上了賭博，她一氣之下回了老家，丈夫只好跟著回去了。

　　丈夫來京后沒出來找工作。張小花只好自己出來賺錢。

　　思來想去，張小花在老鄉介紹下開始賣假證。“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做這行，賣得好估計兩三千元，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她想，如果失敗了，再換丈夫出來打工。

　　老手一年能賺十幾萬元

　　7月1日20時20分，筆者暗中跟隨4名賣證婦女坐公交車回家。車駛離市中心1個多小時后，她們在“航天城北站”下了車，隨后橫穿馬路，走向一個村落。

　　此處叫小牛坊，位于唐家嶺以北4公里。進村路上有不少小坑，里面堆著碎石。小路左邊雜草叢生，右邊多為一兩層的小房，墻體略有裂縫，門上釘著木板。

　　村旁有一個建筑工地。來自四川的陳力就在工地上服務。他說，這里面臨拆遷，房租每月只要兩三百元，面積大多10平方米上下，不過可能隨時得搬走。

　　王紅，38歲，來自河南平頂山，已來北京兩年的她與老鄉住在小牛坊。在老家，她花20萬元買了套城里的房子，13歲的大女兒也在縣城讀初中了。王紅剛來北京時懷有身孕，經老鄉介紹，決定賣假證。

　　王紅說她進貨可以更便宜。一般學生證進價2元～5元，售價15元～30元不等。畢業證能賣兩三百元，如果是能上網查詢的，可以賣數千元。“差的一天能賺三四百元，好的時候七八百元。真的，我一年可以賺十幾萬元。”王紅說，房租每月只要300元，如今孩子生下來了，她賺的比丈夫還多。

　　在圈里人看來，懷孕、哺乳期是干這行的“硬件”。張小花是王紅的老鄉，她說，她認識個朋友，想干這行但是沒小孩，于是找別人借了一個。后來警察把那人抓到了，帶到醫院一化驗，真相大白。結果，孩子被送回老家，朋友被關了起來，“聽說至少被判了半年。”

　　入行不到1個月，張小花就有被抓的經歷了。但她的“事業”顯然還沒“上路”。筆者發現，她早上只賣了兩個學生證，同樣的證件，別人進價2元，她需要5元。而多位賣證者透露，人大東門外整條街都是同一個老板。至今為止，張小花沒接過畢業證的大單子，別人來詢問業務，她也不太清楚。

　　“不過，我們時間比較自由。”張小花說，她們與老板并不存在上下級關系，老板批發，她們進貨，然后倒賣賺取差價。“我們的收入不用給老板，也沒有統一組織。”

　　事實上，這只是京城賣假證人群的冰山一角。賣證者透露，還有一伙人在四環附近的學校活動。按照指點，記者在北大南門東側附近發現兩撥賣證婦女，分別來自安徽、山東，共有8人。她們的假證藏在身旁的電動車里，孩子已能走路。

　　附近有一條300來米的路，地上貼著40余張假證廣告。除賣證收入外，她們的老板還會根據效益給提成，如每賣10元給1元。

　　有人為了賣證十幾年中生了6個孩子

　　王紅趁攬活間隙與筆者聊天：“現在他爸上班去了，我抱著孩子在大街上喊，反正也不太累。等孩子能走了，我就不干了。”

　　“不過，我們就不想回家！”王紅算了一筆賬，“種地，一家能賺幾個錢？你說，咱家老公在外面再累，也才掙3000多元。我在這兒吃吃喝喝，一年也能掙十幾萬元。來北京的時候，我們就帶了一床被子。現在的東西，都是來北京后買的。”

　　王紅很崇拜一個老鄉。她說，那老鄉一直干這個，10來年生了6個孩子，5男1女，最大的今年已經18歲了。“幾個孩子生下來，賺了300萬元！”

　　按王紅的說法，幾年前這行生意很好，一張假畢業證能賣到1000元。現在，一大批人由于利潤吸引加入賣證行業，人一多，價格就跌，那種畢業證如今只能賣一兩百元。

　　小牛坊的房東宋清就遇到過以“生孩子+賣證”為業的房客。“有些賣假證的人狂要孩子。生了一個又一個。”宋清在膝蓋處比劃了一下，“小孩剛這么高，又懷上了。”

　　“我家曾住過一戶賣假證的。她養了一個小姑娘、一個小男孩，小男孩長得挺好看的，就七八個月大。一次交貨的時候，對方說可以幫她抱會兒小孩，結果就把小孩抱走了。他們也無所謂，又要了一個。”宋清有點氣憤。

　　后來，110屢次找上門來，有時還查出不少印章、假證，這把宋清嚇了一跳。終于，她對那些賣假證的房客下了“逐客令”。

　　周圍人們的習以為常和警方的尷尬

　　來來往往的路人養活了這批賣假證的婦女。筆者觀察發現，顧客當中有不少學生，有的來自外地，也有的是附近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筆者在校園內隨機訪問了10余名大學生。他們普遍認為，賣證人的叫賣聲很煩，影響學校形象，是不誠信的表現。但是，這些同學無人舉報賣證者。他們說：“這是社會正常現象”、“舉報了也沒用”、“習以為常了，見怪不怪”……

　　周圍居民也默許了這條利益鏈的存在。

　　甚至，一位身穿公司制服的湖北婦女，一邊在入口登記車輛進出信息，一邊賣起了假發票。她告訴記者，若想辦證可以留下電話，她會幫忙與賣證者“搭橋”。

　　“她們各種證件、公章都有。比如，像你，如果會電工，但沒有電工證，工資只有一兩千，有證的工資就有五六千元了。”她推薦道。

　　7月3日，筆者在一位賣證婦女處獲得了老板的聯系方式。電話中，筆者假稱需要5本可上網查到的畢業證，希望帶上樣本、當面交易。這位名叫“偉嫂”的30來歲婦女答應第二天見面，每本2000元，先付一半定金。時間、地點都由筆者決定。

　　偉嫂說，這些證件都是自己做的，她的手機號碼也已用了10多年，沒必要因為這筆生意騙人。

　　海淀區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官透露，警方曾多次搗毀過假證窩點，房間內一般有打印機、模具等設備。“不過，能上網查的證件，肯定是騙人的。”

　　其實，警察和城管的崗亭離人大東門不過200米，路人說，這里每天都會上演警察驅趕賣假證婦女的場景。一位工作8年的清潔工告訴記者，他剛來時這里就有人賣證了，每天，他都要拿著鏟子清理賣證者貼在地上的小廣告，“隔幾步就要彎腰一次。”

　　盡管天天在巡邏，但這位民警感到這份差事做得很憋屈，“追不是，不追也不是。”事實上，賣證婦女也明白這一點：追她們，萬一孩子出事，警察要負責任；不追，可他們是警察。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