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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周末：這次采訪了多少人？

　　柴靜：（扳起手指數）有袁厲害的親生兒子、養子，有她的保姆、母親、弟弟，還有縣長、福利院院長，這些還不包括那幾個孩子。

　　窮富沒有標準，更用不著比較，人要是通過比較來界定自己的話，那就麻煩了。

　　●我為什么喜歡閱讀，就是因為看到有人寫的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

　　●你對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質量一點，讀者就會給你回饋。

　　解放周末：《看見》這本書問世一個多月，已經賣了100多萬冊，有媒體形容你的簽售會“堪比春運火車站”。這么多粉絲、這么大銷量，這件事情本身讓你看見了什么？

　　柴靜：我原來沒有細想過這件事。寫書的人一般都有個慣性，覺得封筆的一瞬間，這本書就和自己沒關系了，從此后你有你的路。但我很在意讀者的檢驗，最終對這本書有決定權的，不是那些因為知道我名字而買書的人，而是那些真的翻過看過這本書、對這本書有評判的人。有一個陌生人過來跟我說，我看了你的書，看到哪兒掉眼淚了，他說不是因為你寫得多么好，而是因為你寫出了我想說但沒說出來的話。他的這番話很打動我。

　　當年我為什么喜歡閱讀，就是因為看到有人寫的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即使他是百年前的人，是已經故去的人，但我覺得他是我精神上的親人。雖然我們身處不同時代，但我一直沒有點破的東西，他卻說出來了，我和他的感受是相近的。這也是寫書本身的意外之喜。

　　解放周末：也許是本來的應有之義。

　　柴靜：也許是，但我沒做過這樣的預設。我不知道這本書對他人來說有什么用，但對我自己來說是一種完成。

　　解放周末：對于很多銷量大的書，有的人看見的是銷量背后的巨額稿費。

　　柴靜：要是以這個為出發點的話，我就不會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簽這本書。他們來跟我談的時候肯定不是把銷量報得最高的。我最在意的也不是他們對外的聲譽，或是受人尊重的名頭，而是我喜歡他們的編輯，他們的幾位編輯對文字的認真、那種讀書人的風范，是讓我欽佩的。這本書在后期的兩三個月里有一次比較苦的打磨，以至于我的責任編輯到現在還沒看過那本書，他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了。（笑）我特別尊重他們的修改意見，但反過來這會折磨他們。這個折磨是什么意思呢，我可能每天都改一稿發給他們看，他們說定稿了怎么又改了。但他們非常細致，我書里寫的每一期節目，他們都會找出來看，時間、地點、人物，包括敘述的準確，甚至到行文和結構。

　　解放周末：之前有人調侃，說你是“央視最窮主持人”。

　　柴靜：窮富沒有標準，更用不著比較，人要是通過比較來界定自己的話，那就麻煩了，會永遠活在不安中。在目前的境遇里過得還挺舒服，這就夠了。

　　當年在電臺工作的時候，工資很低，有位聽眾給我寫了張明信片，上面寫著 “有一天我們會為你發工資的”。傳媒市場很有意思，我沒有預期，但從這個事情回頭來總結的話，這個行業可以給大家一些良性的信息，你對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質量一點，讀者就會給你回饋。

　　不要動不動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不讓他進，不讓他出，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人只有在狂妄的時候才把自己當回事，才會喜歡或厭惡某種名號。我現在覺得喜歡和厭惡都是虛榮本身，都沒必要。

　　●你要用經驗來處理人生，放下頭腦中獨斷的東西。這個急，或者不寬厚，最后會淪為一種智力上的懶惰。

　　解放周末：現在一些讀者對你有兩個稱呼，一個是“意見領袖”，一個是“當代林徽因”，這兩個稱呼你更在乎哪一個？還是兩個都在乎，或是兩個都不在乎？

　　柴靜：這兩個稱呼我都沒怎么聽過，讀者和觀眾好像也都沒拿這種標簽相待。

　　解放周末：在一些人看來，所謂“意見領袖”是指你見解獨特，所謂“當代林徽因”是說你文采斐然。

　　柴靜：那我真無所謂。我對于加諸我名字之上的東西，都不在意。可能我二十啷當歲的時候，會把“柴靜”這倆字看得非常重要，生怕沾上泥巴，也有虛榮心。

　　其實，人只有在狂妄的時候才把自己當回事，才會喜歡或厭惡某種名號。我現在覺得喜歡和厭惡都是虛榮本身，都沒必要。比如我采訪袁厲害、張海超，采訪翻墜校車上生還的小孩，你看到他們，會覺得你自己算什么，根本沒必要關注，也沒有必要辯解。

　　解放周末：《看見》制片人李倫說，這些年你變寬厚了。在你看來，什么是寬厚？這個轉變是一種自主的剝離還是自然的生長？

　　柴靜：這個問題挺有意思。就像新葉的生長，就是從核心處往上長，長到強壯的時候，慢慢把老葉子頂掉了，有了自主的生長就有了對外的剝離。精神上的更新也是從核心開始的，在外面還察覺不到、還被包得密實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只要你別拿自己的虛榮去阻攔它，它總能長出來。

　　寬厚不是道德，也不是性格。人的天性很難改變，那天我還和我媽聊天，我覺得我的性格有點像她，有點偏急躁。她很敏感、率真，有時候有點急，一急就過了，但她會立即調整過來。我也遺傳了這種性格，多多少少。這樣性格的人其實比較難以寬厚，尤其在30歲之前，因為你對外界的反應會有一個反彈，即使你抑制住了也只是抑制而已。

　　當年陳虻招我的時候，就看到了這點，他當時就跟我談了這事。我回頭看當時寫的日記，都是氣急敗壞的，當年對他的很多情緒都寫在里面，你管我呢，我做好我的工作就行了唄。他跟我說，寬厚不是道德，它是一種認識。這句話我花了很長時間去領會才明白。

　　你所謂的急，其實是一種想要改造什么的愿望，現實不如我的理想，我看到一個更理想的世界，我要改變，我希望能夠按更完美的方式去做，所以就急。寬厚就是要把所謂的理想主義放下。

　　解放周末：寬厚也不是鄉愿。

　　柴靜：對。你要用經驗來處理人生，放下頭腦中獨斷的東西。我不一定是正確的，或是我不是唯一正確的，即使我是正確的，他人也有可能是正確的，世間有無數道路。想明白這一點，我竟然花了三十多年時間。

　　人感受到一個事情和你明白一個道理是兩回事，在你感受到之前，誰跟你說都沒用，自己知道提醒自己也沒用，感受很重要。我在書中就把自己一步步的感受，把那種血肉模糊的過程，都寫了出來。這個急，或者不寬厚，最后會淪為一種智力上的懶惰，你不愿意去理解世界的復雜性，你覺得用情緒更容易解決問題。

　　解放周末：或者你認為自己就是對的。

　　柴靜：顧準的話對我影響很大，他說，“什么是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不會錯的想法。 ”批評別人前，要先捫心自問一下。

　　解放周末：光有憤慨是不行的。

　　柴靜：他也有憤慨，但他從這出發向更遠處走了。我們也應該向遠處走。我對曾國藩也感興趣，曾國藩和顧準一樣，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由善惡兩分這種憤青似的世界觀，轉變為只對事實和明曉事理本身特別在意。他說“不曉事，小人固謬，君子亦謬”，不管你是君子小人，不講道理都不對。曉事，比道德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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