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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區二里溝中心小學六年級學生欒松巍建議，讓公車掛紅色牌照，以便于統一管理和群眾監督，遏制“公車私用”現象。這位小學生的建議得到許多人包括一些專家的認可，他們表示，小學生的建議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既能提高公車使用透明度，也便于群眾監督。（2月21日《中國青年報》）

　　在各種監督手段屢屢失效的情況下，小學生的這個建議能否被決策層采納，一時間竟成了網上熱議的焦點。這至少說明了二個問題：一是小學生會對成人世界或者說是公權力領域的頑疾建言獻策，說明公車私用在公眾中的反感程度；二是一些對此問題有過深入研究的專家會認可小學生的建議，說明目前整治公車私用的有效辦法還不多。

　　應當說這位小學生是天真的，提出的整治建議也是無邪的，但問題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前些年，不少地方曾推行在公車中安裝“GPS”定位系統，這比公車掛紅牌嚴厲多了吧，但效果卻強差人意。況且，現在一些地方，一輛公車配備多套車牌已不是什么秘密，參加公務活動用“紅牌”，私用時改掛普通車牌。這樣的公車掛紅牌還有什么實際意義？

　　再進一步講，如果對公車私用的處罰不嚴厲、不到位，公眾即便依據特殊標識再怎么積極地監督舉報，公車還是會被堂而皇之地私用。所以，套用今年央視春晚小品的一句流行語來說，公車私用不可能會真正被小學生這條無邪的建議所打敗。如果照此來整治公車私用，只可能孩子的天真被無情的現實所打敗。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小學生無邪的建議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這就是，如何創造條件讓公眾很便捷地對公車私用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這也是小學生建議能夠得到一些專家認可的原因所在。這需要兩個前提，一方面，要向社會如實公布現有公車的家底，信息缺乏、兩眼一摸黑，公眾的監督自然無從下手；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地減少公車的數量，據悉，韓國首都首爾只有47輛公車,政府機關運轉和公務員辦公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公車數量少了，公眾監督起來才能更有的放矢。

　　遏制公車私用，要算“經濟帳”更要算“政治帳”。說到底，公車治理一直與公眾的期望有比較大的差距，是因為公車改革者又是公車的受益者，治理措施難以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把公車的具體分布公開出來，把數量大幅度降下來，擺在公眾面前的就是屈指可數的實實在在的公車，想要私用就難上加難。至于公眾用什么手段來監督這些極其有限的公車，筆者認為，小學生能想到的辦法，政府部門當然也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