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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有遠見卓識的改革家來駕馭這個轉折的時代，提升教育質量、鼓勵創新、培養企業家精神

　　從“民工荒”到“漲薪潮”，近幾年勞動力市場上的幾番喧囂折射出中國經濟正經歷著根本性的變化。改革開放后，大量廉價勞動力支撐了中國經濟在外貿驅動下的快速增長，但這一廉價勞動力時代正漸行漸遠。

　　勞動力工資上漲

　　過去30多年來，中國的工資水平經歷了從長期穩定到加速增長的過程。按2010年價格計算，1978年中國城鎮職工的實際平均工資為1004美元，只相當于美國同期工資水平的3%，甚至遠低于眾多亞洲鄰國；這一數字到20年后的1997年僅增至1026美元，年均增長0.1%；而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的工資水平開始以年均13.8%的速度飛漲，到2010年達到5487美元，與菲律賓和泰國的工資水平相近，并遠遠超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

　　工資上漲是全局性、整體性的現象。我們分析城鎮住戶的調查數據發現，各個技能等級、各個地區的勞動者都經歷了此番工資上漲。1988年-2009年，擁有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的職工，其工資年均增長達9%；即便是工作經驗少于五年并且教育水平較低的就業人員也經歷了年均7.8%的工資上漲。同期，發達沿海地區和欠發達中西部地區的工資增速也分別達到年均8.7%和7.7%，特別是1997年以來，中西部地區的工資增速甚至超過沿海地區。

　　農民工群體的工資水平同樣經歷了類似的上漲。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工資匯總數據顯示，2009年農民工實際工資達到2541美元，與城鎮低教育水平就業人員的工資水平持平；農村住戶調查數據表明，2003年-2009年，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9.6%，2011年高達3535美元。

　　勞動力成本上升

　　工資上漲是否說明中國的勞動力變貴了？不一定。如果同期勞動生產率的增速超過工資的增速，那么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實際上是降低了。我們基于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的分析表明，中國勞動力要素價格以上世紀90年代末為分界線，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

　　1982年-1997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為3.6%，幾乎是同期實際工資增長率1.3%的3倍，說明這段時期中國勞動力變得更廉價。有國外研究者發現，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制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比)是美國的70%，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下降到只有美國的30%。

　　但中國工資的增速自1997年以來迅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單位產出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1997年-2010年，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約為11.3%，顯著低于同期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13.8%。如果中國“單位勞動成本”保持現在的增速，那么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分別于2018年和2022年達到韓國和馬來西亞的水平。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單位勞動成本”的變化在不同的行業中表現迥異。在勞動密集型和技術水平低的行業中，“單位勞動成本”迅速上漲，例如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上漲3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上漲100%；而這些正是我國的主要出口行業。與之相對的是，同期資本密集型行業，如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單位勞動成本”卻呈下降的趨勢，這意味著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仍然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

　　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

　　中國勞動力成本之所以會上升主要有三大因素：改革、人口轉型和勞動力轉移的放緩。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經歷了由計劃分配到市場主導的制度變遷過程。改革開放后，城鎮勞動力市場改革通過在國有部門內部建立起薪酬激勵機制和建立一個外部勞動力市場，實現了對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使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勞動力市場改革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教育回報率的上升。城鎮住戶調查數據顯示，1988年，一名勞動者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只能使其工資水平提高2.3%；而到了2009年，這一回報率則達到了9.5%，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大學教育的回報率更是從1988年的7.4%躍升為2009年的49.2%。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轉型使近年來的勞動力供給迅速收緊。中國勞動力總量的增速已經開始放緩，由1997年以前的年均1.9%下降為之后的1.4%。

　　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已經到來。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調查，全國117個城市中“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在2001年一季度為0.65，隨后持續攀升到了2012年一季度的1.08；珠三角在2008年一季度甚至一度到達1.89的高位。而“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突破1.0就已經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增量上的供不應求。

　　雖然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并非靈丹妙藥，但是再不放松只會加劇未來的勞動力短缺。目前可以生育二胎的“雙獨”夫婦已經進入生育期，但中國的生育率卻沒有任何反彈的跡象。人口轉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這一進程，我們不得不在今后很長時間內面對人口減少的后果。

　　最后，勞動力轉移放緩。勞動力市場管控放松以來，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推動了經濟增長。源源不斷的農民工供給在很長一段時期壓低了中國的工資水平，但其增速已經放緩。以1997年為界，農民工增速由之前的年均10.8%下降到之后的4.6%。

　　這一放緩的趨勢還在繼續。一方面，這是由于適宜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基本轉移殆盡。

　　據斯坦福大學和中科院中國糧食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2007年，農村16歲-20歲勞動力的非農務工比例已經達到了98%，甚至連41歲-50歲的“高齡”勞動力也已經有一半以上在非農行業中工作；農村勞動力的蓄水池已近干涸。

　　另一方面，在嚴格的戶籍制度下，進城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無形中增加了他們的轉移成本。而要破除這些制度障礙會涉及多方的利益博弈，改革步履維艱。

　　中國經濟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經歷了顯著的勞動力成本上漲。到今天，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已初現端倪，我們行將告別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不過，這一時代的終結并不一定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終點，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已為中國積蓄了新的比較優勢。得益于企業大量的研發投入和資本深化，中國勞動生產率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年均增長率達11.3%；同時，教育的普及與高校的擴招都促使中國的人力資本得以迅速積累。

　　我們需要有遠見卓識的改革家，來駕馭這個轉折的時代，提升教育質量、鼓勵創新、培養企業家精神。那么，當廉價的“中國制造”悄然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崛起的“中國創造”可以繼續引領中國經濟長遠地發展。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史帶(C.V. Starr)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