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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問責，公眾對此或許并不陌生，這一環節往往發生在公共事件被曝光、圍觀的后期，大部分時候也意味著特定事件的行將終了，無論是圍觀者，還是當局者。那些被問責的官員，去向何處？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并非沒有媒體做過，諸如“被問責官員異地復出”、“個個還在”的場景幾乎如影隨形。此次，汕頭3干部實名舉報“豆腐渣”工程，則可能屬于被問責官員的另一個去向。????

　　汕頭榕江金關圍堤防工程，不同視角下的觀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它被納入了廣東省城鄉水利防災減災工程項目，還一直受到汕頭市各級政府不斷的“高度重視”；比如這本應兩年完工的項目，拖了7年卻一直未能完工，而且在建時先后發生7次大坍塌，所謂“拖沓不止，垮塌不休”，終于成了爛尾工程；再比如，先后發生的這七次大垮塌，只有一次(即第三次)有官員被問責，而其他六次竟真的悄無聲息，仿佛沒有發生過。

　　工程爛尾，成了“豆腐渣”，這樣的新聞并不鮮見，汕頭金關圍堤防工程所發生的詭異情節，卻是一個極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這七次垮塌中惟一被問責的一回里，汕頭潮陽區港務局副局長、潮陽水務局原副局長趙宏展等三名干部，顯然對給予他們的處分決定不認同，而且對官方作出的坍塌調查結論提出了不少質疑。

　　在《公務員法》等相關規定里，公職人員被施以處分乃至其他更重的懲戒時，均有申訴等相應的制度設計，包括了向同級乃至上一級部門的申訴、檢舉。但稍加檢索會發現，鮮有被問責公職人員啟動申訴程序的新聞見諸報端。這一方面可能是被問責的人群確實“職責匹配”、對事故應負其責，而另一方面，或許也與公職人員懲戒處分活動，均嚴格限制于行政管理序列的內部，并無外向型救濟渠道(比如訴訟)有關。還應當看到，不少被問責官員大多存有所謂“認了”的心態，輔之以無障礙復出的行業潛規則，申訴無異于和整個機構撕破臉，確實不劃算。

　　此番3名汕頭干部的實名舉報，有別于常見的被問責官員路徑，他們對有關部門下達的處分決定不服，進而遵照相關法律為其設定的制度渠道予以表達，不失為激活和打通公職人員申訴救濟渠道的一次嘗試。公職人員的權益同樣需要保障，申訴渠道更需要暢通并有效，行政序列內部、組織內部不應當也不能夠成為法外之地。

　　必須要說，官員被問責從來就不僅是“服不服”的問題，此次借由被問責官員的申訴，得讓公眾窺見，在重大工程事故存在的不同應對與處理。七次工程大垮塌，僅一次有官員被問責，原因或在于媒體對該次的偶然關注。

　　當同樣的事故，只有被媒體曝光才會有官員被問責，而其他同樣需要對事故負責的人員，甚至成為事故調查組的主要成員。那么，哪怕被問責的官員所領受的懲罰是“罪有應得”，他依然只是個不湊巧的“倒霉蛋”，是為了堵住悠悠之口的“替罪羊”。

　　組建獨立的調查組，對事故產生的原因、責任作及時、全面、深入的調查，唯此才是堵住堤防疏漏(乃至制度疏漏)的根本辦法。誰又能說，對事故原因的回避、遮掩以及尋找“替罪羊”的做法，不是造成堤防一次次垮塌的罪魁禍首呢？查堤壩疏漏易，查制度疏漏難，現在的尷尬在于，堤壩和制度的疏漏都生生橫在那里，權力是否有將其堵上的勇氣與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