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錦強（右一）在街頭宣傳自己的公益項目

　　駱錦強在北京上了9年學，卻連一個北京孩子都不認識。從小學到初中畢業，他4次轉學，始終無法有張安穩的課桌。

　　這個90后的農民工子弟，幾乎可以詳細描述出每次轉學的細節。印象最深的，是該讀初一那年，因北京市整頓打工子弟學校，他就讀的那所學校一度被關閉了——當時，有將近1000名學生在這所學校讀小學和初中。

　　到了原本應該開學的那天，許多孩子固執地背著書包去了學校。駱錦強也坐在熟悉的課桌前，不肯離去，看著老師們在教室里進進出出，“和政府人員交涉”。

　　“有人勸我們回家去。校門上還貼著學校要關閉的公告。”駱錦強一邊說著，一邊走進曾經貼了封條的校門。10年前的那一幕，如今他仍然記憶猶新。

　　胳膊擰不過大腿，學校還是關了。駱錦強被分流到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初一，離家遠，環境也讓他不喜歡。那一整年，他都沒怎么聽課，直到初二，原來的學校掛著一個“足球學校”的名義重開了。回到那個比較熟悉的校園里，一半兒左右的同學他都認識，這一回的轉學，他挺高興的。

　　如今二十出頭的駱錦強，走在曾經的校園里，輕車熟路地找到了自己讀每個年級時的教室。他讀初三的教室正對著校門，還不到15平方米，是全校最小的一間屋子，只能勉強放得下黑板和四五套桌椅。

　　駱錦強還記得，初三時，很多同學離開了校園，輟學去工作，全年級只有5個學生。

　　他自己也在假期打過工，在一家火鍋店當服務員。這個90后大男孩，最喜歡給一大家子一起來吃火鍋的客人上菜，然后看著他們吃。記憶里，駱錦強全家人“從來沒有像這些人一樣這么安心踏實地一起吃過飯”。看著客人紅紅火火地吃著火鍋，當時的他，莫名地“覺得特別幸福”。

　　初來北京，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時，駱錦強還不到10歲，打那以后，駱錦強再也沒回老家過過春節。

　　剛到北京，他插班到一所打工子弟小學讀三年級。因為怕生，他說話時眼睛都不和人對視，常常把頭扭向墻壁。直到現在，他仍常常不敢主動給別人打電話，怕“打擾別人”。期末考試時，從沒接觸過英語的他，甚至交了白卷。

　　剛讀了不到一個月，駱錦強還沒對新環境熟悉起來，整所學校就被夷為平地了。當時，他才剛剛和自己的新同桌交上朋友。

　　駱錦強的父親，正是拆掉學校的農民工之一。據這位老實巴交的安徽漢子回憶，拆掉兒子的學校，僅用了1周時間。

　　為了盡量保持磚塊的完整，施工隊沒有用推土機，農民工們憑著人力，拆掉了這所并不算大的學校。當時，老駱掄著大錘，一錘一錘，把學校里那些簡易房的墻壁砸倒，露出里面的鋼筋。

　　6月天氣悶熱，老駱只想著盡快完工，至于自己正在拆的是兒子的學校這件事，他“沒考慮那么多”。駱錦強的母親則會從廢墟里挑揀還比較完整的磚塊，刮掉泥灰，碼放在一起，以幾分一塊的價錢賣掉。

　　當時10歲的駱錦強，在滿是磚頭和鋼筋的廢墟上獨自玩耍，他的學校沒了。這片地方，后來被“開發商蓋起了樓房”，具體是做什么用途的，老駱也“記不清了”。

　　他們一家人搬到了位于石景山的一個城鄉結合部。新學校仍是一所打工子弟學校。

　　從家到學校，一路碎磚頭，一不小心就會把腳卡住，各式各樣的攤位幾乎擠到了街道中間，一個賣熟食的攤位就在垃圾堆旁。穿過街道，能看到立交橋對面的高層住宅區，洋氣，現代。

　　在駱錦強眼里，那些高樓離自己很遠，那個“大雜院”是整個北京唯一讓他有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地方。他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畢業。

　　那時候，他的生活圈兒挺窄的，就讀的都是打工子弟學校，土生土長的北京孩子“當然不會來這里上學”。假期在家，一起玩的伙伴也沒有北京孩子。有時候在街上或許能看見，但那些孩子都“坐在車里”，在他眼前“一晃就過去了”。

　　一直到2012年，他考了電大，才總算認識了一個北京孩子。有趣的是，那個“不怎么出門”的本地人，對北京好多地方，竟然還沒有駱錦強熟悉。

　　如今，駱錦強坐過北京每一條線路的地鐵，去過市內外幾乎所有的知名景點，空閑時間，還會去郊區“爬野山”。

　　最近的幾個月，他最常坐的是地鐵5號線，幾乎每天，他都要背著自己印的宣傳海報和傳單，穿半個城，到街頭宣傳。

　　他打算拍一部公益紀錄片，講述流動兒童自己的故事。為了這個，他到處作宣傳，拉贊助。有一次，他剛把易拉寶支起來不到兩分鐘，10來個城管，就“不知道打哪兒冒出來了”，把他圍在中間。

　　駱錦強蹲下身，收拾剛擺放在地面上的光盤盒和宣傳冊。“馬上就走。”他嘴上說著，動作卻慢吞吞的，趁機又發了幾張宣傳單給圍觀的人。泛黃的硬板紙上，“心聲”兩個字格外顯眼。

　　用他最親密的一位朋友的話說，為夢想奮斗的小強“最強大”。

　　“誰說90后不關注社會，誰說流動兒童不能自己當導演。”駱錦強說。正是漂泊11年的經歷，讓他有了“導演”夢。

　　這個年輕人想要讓更多人了解流動兒童的生活、教育現狀——動不動就轉學、沒有學籍、沒有好的教育資源——這些都是駱錦強親身經歷過的。

　　他覺得，“總還是要上學，才有出路。”初中時，他曾有個同學假期去打工，不打算再回來上課，他就找到那位同學打工的地方，苦口婆心地把人給勸了回來。

　　初中的最后兩年，在他記憶里挺美好。可等他讀完初中，還想繼續上學時，又突然來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成績不錯、擔任著班長的駱錦強一下子懵了。

　　“我沒有學籍，沒法讀高中，除非是回老家，從初一重新開始讀。”至今，說起當時的情況，駱錦強語氣中仍有壓抑不住的苦澀和無奈。

　　那時候，對于孩子的將來，“父母不懂，我小時候也不懂”，等懂了的時候，已經有點兒晚了。

　　駱錦強的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坐很遠的車，去一間大型KTV做保潔，白天還要照顧駱錦強生病臥床的外婆。父親老駱白天在外面打工，晚上很晚才回家。如果駱錦強回老家重讀初中，就意味著等他讀到大學畢業，就將26歲了。考慮到并不寬裕的家境，這不是個好的選擇。

　　也有人選擇去老家的縣城找工作。但駱錦強覺得，那對他來說，反而是又到了一個“陌生的新環境”。現在的他，或許，北京才算是熟悉的環境。

　　他選擇了去一個打工子弟愛心會參加培訓，因為“周期短”，“收費少”，學的是平面設計。可在駱錦強眼里，這其實也“沒什么用”，隨便打開一個單位的招聘頁面，“都寫著要研究生，要本科生”。

　　他還是想讀高中，上大學。打小到大，這個在母親眼里一直很“聰明”的孩子，總考年級第一名，常往家里拿獎狀。他數學還特別好，三年級的時候，甚至代表學校，參加了老家縣里的數學比賽。

　　不過，比賽完第二天，父母告訴他，一家人都要去北京了。那次比賽的成績究竟如何，他到現在都不知道。

　　他也想回安徽老家，過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雖然，他根本就“不會種地”了。可他也明白，老家不會接受一個年輕人回去“在村里待著”。按老家人的觀念，一個大小伙子，就該去外頭闖，該去“掙錢”。

　　“回不去了。”駱錦強用了4個字總結。

　　有時候，不識字的父母也會懊悔。“當初要是不把他帶來北京就好了，沒準兒他能上大學。”母親翻看著他小時候的照片說。

　　提到正在為公益事業打拼的駱錦強，父母其實并不太明白兒子每天都在忙活什么，母親只能反復告訴他，“別做壞事”，父親則認為，孩子“喜歡什么就做什么吧”。

　　駱錦強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拍一部描述流動兒童生活的紀錄片。如今，他的項目獲得北京市溫暖基金會支持，離實現夢想已經越來越近了。

　　他還記得，自己剛在北京找到一家NGO工作時，曾興奮地在街上跑，大喊著“我找到工作啦”，3年過去，那股子興奮勁兒已經沒了。如今，他辭了職，一門心思籌款、學拍攝技術，準備給流動兒童“代言”。

　　大多數在北京的流動兒童，最后的出路，不是早早輟學去打工，就是讀個不要北京戶口的職高混個文憑。用駱錦強的初中校長的話來說，“每年只有1%的孩子，選擇回老家讀高中。”還有一些，就此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駱錦強說到自己的一個同學，沒錢了就去工地打幾天工，拿到錢，就去網吧把錢花光。

　　“我們已經這樣了，不能讓我們的孩子，還過這樣的生活。”說這話時，他的口音里夾著北京味兒、安徽味兒，還有受朋友影響學來的港臺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