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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政府的“三公經費”是一個誘人的制度改革。第一，它可以讓公民個體在決算終端上核查自己納稅的流向和細節；第二，它可以讓專業個體在“成本—收益”意義上推算政府的服務和效率；更為重要的是，第三，它可以讓中國的政府機構和公民個體建設互相信任的和諧社會基礎。既然如此，“三公經費”的公開怎么就像“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害羞女子，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出來呢？

　　原因在于公開“三公經費”需要巨大而內在融洽的制度基礎設施積累為前提。制度基礎設施建設完備的社會，公開“三公”開支的制度成本相對低；制度基礎設施積累不足的發展中經濟，邁入公開透明的門檻相對高。這對處在經濟社會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來說更是如此。目前看來，我國公開“三公經費”需要盡快完善下述三類制度設施建設。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部委獨立且能在不同層面與社會良性互動的“三公經費”公開機構。我國有很多出發點很好的改革方案，有的在最初一段時間執行情況良好，但到后來都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導致名存實亡。比如，上世紀60年代人民公社“四清運動”時，就要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隊公開財務賬冊。開始生產隊的社員非常高興，但僅僅實行了短短幾年，表式細碎不統一、核查對賬無途徑，稽查審計形同虛設，很快不了了之。在老百姓當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這是早期挫傷底層居民個體對公共部門信任的重要事件之一。

　　目前看來，在制度節約意義上，建議公開部門設在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建議適當對人大制度進行改革，設立專職對應人大代表崗位(拿工資)，組成常設辦公機構。其定位、服務宗旨和對象等應有法律條文來全面界定。

　　第二，建立適于核查和透明化程度高的標準化流程、在合理區間公布且在全國范圍統一表式和大體文字格式。最近幾年的公開實踐發現，各公布機構文字格式相異，時間集中度太高，缺乏應有的標準表式，造成公布后透明度不足，無法在效率等深層意義上評價“三公”消費的合理與否，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工作出錯的容忍度，亟待改進。

　　第三，建立“三公經費”公開的實驗環節、獎勵和懲罰條款，以保證“三公經費”公開制度規范與可持續存在，取信于民。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三公”公開應該有一個實驗環節。因為如此巨大的社會工程，如果沒有社會工程性質的實踐做基礎，很可能有的機構在統計欄目粗糙設計上鉆空子，多買車反而可以少報支出。結果很可能是獎勵假報瞞報但流程合理的可能性高，懲罰粗心和老實部門的概率高。不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激勵機制，公開“三公”將會出現一個穩定百分比的道德風險案例。

　　中國處在經濟增長速度快，社會滿足溫飽，稅收增長快速，階層收入差距大的轉型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人們的認知發散程度高，認同收斂程度小，對社會不公平的容忍程度低。一個公平透明、實驗有序展開，在整個國家形成的“三公經費”公開制度，能使這一關鍵時期的政府和民間建立基本的互信，較為順暢地走過這一時期。在這種語境下，“三公經費”公開制度建設的里程碑意義顯而易見。讓“三公經費”的公開成為中華民族每一個個體實現中國夢的制度基礎設施前提吧！(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