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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對集資詐騙的定義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或數額特別巨大。該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又規定，“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之罪，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誠如陳有西律師所說，這個法律本身有問題，它不但與非暴力犯罪廢除死刑的刑法發展趨勢相悖，也與受害人有過錯減輕加害人責任的法理相悖，受害人放高利貸本身是貪心的，有過錯的。

　　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更大的問題在于它自相矛盾：集資就是集資，哪怕是非法集資，哪怕集資時隱瞞了風險，也不可能同時又是詐騙。除非借集資之名騙錢，投資只是幌子，拿到錢后就逃亡或藏匿起來，才是詐騙。但是這種情況下“集資”不過是千千萬萬騙術中的一種，用詐騙罪處罰就可以了，詐騙罪量刑的主要依據就是所騙金額，完全沒有必要另外搞一個“集資詐騙”的罪名。

　　典型的“集資詐騙”并不是真詐騙，而是一種賭博，賭地產升值、礦產升值、知識產權創新或者股票上市，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日常經營很難有那么高的凈利，另一方面也因為急于擴張規模牟取更大利益，當然需要以后面的集資來償還先前的借款本息。盡管通常為了弄到更多的錢而夸大投資利潤或掩飾拆東墻補西墻所蘊含的高風險，具有“騙”的某些特征，但放貸人作為理智正常的成年人，本來也應當知道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知道有風險而假裝不知道，利令智昏愿意為獲取高額利息賭一把，那就很難說是受騙，倒更像是間接參與這種賭博并分利。我這么說當然不是說應該對“非法集資”的人處以聚眾賭博罪。他們并不符合聚眾賭博罪的構成要件———?狹義的賭博，即使合法化也屬于娛樂業，而企業家“非法集資”所從事的往往是高風險的經營活動而非娛樂活動。說高息集資是賭博只是一種比喻，或者說是對于賭博一詞的引申。

　　剛剛被秘密執行死刑的曾成杰確實存在觸犯現行刑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的問題，但當初他在湘西州從事這種民間融資本是得到當地政府大力支持的，融資協議還有當地公證處公證，連夸大投資利潤或掩飾經營風險都沒有必要了。無受騙，何來詐騙？后來湘西州換了黨政領導，意識到高利貸中蘊含的金融風險，要打壓這種民間融資行為，導致黨政官員率先收回高利貸，謠言四起，擠兌來臨，加速了這些“非法集資”企業的資金鏈斷裂。如果一定要把還不起錢這種客觀上不能兌現諾言說成騙，那么當地政府的態度也同樣前后不一，是不是構成詐騙共犯？何況曾成杰是不是到了還不起錢的程度本身有爭議，政府在法院判決前提前處分曾成杰的資產不經過他本人同意，而且是賣給政府自己，無論是在程序法上和實體法上都是有問題的。

　　這樣一種本身在不斷還錢、賭贏了就徹底還清、賭輸了就“要錢沒有了，要命有一條”的心態，顯然跟“非法占有”不同，主觀惡性遠比詐騙輕。由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明確規定“集資詐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由于“集資詐騙”的量刑比詐騙還重，“集資詐騙”無疑應當解釋為以集資為幌子的詐騙行為，而非含有一定虛假陳述并最終資金鏈斷裂的集資行為，盡管“集資詐騙”這個罪名我認為是毫無必要的。

　　用詐騙或“非法占有”的標準來衡量，不只是曾成杰、吳英，幾乎以前所有根據“集資詐騙”罪名被判處死刑的人，都沒有觸犯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但為什么法院都會那么判？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非法集資”的受害人太多存在“平民憤”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也因為法官對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做了體系解釋———“集資詐騙”并不像詐騙那樣被列入侵犯財產罪，而是被列入擾亂金融秩序罪。但是這樣一來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中的“非法占有”就成了跟“非法占有”通常含義不符的黑話，顯然違反了罪行法定原則。

　　由于中國刑事司法中對犯罪嫌疑人財產的處置不如破產程序規范和公平，再加上企業主被抓、被殺對企業資產貶值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甚至難以避免經手官員雁過拔毛，這種“平民憤”的方法不是減少了放貸公眾的利益損失，而是進一步損害了放貸公眾的利益。盡管法律不保護高利貸，但他們的本金政府還是應該盡量減少其損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