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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新育

　　萬眾矚目的奶粉反壟斷案迅速以創紀錄的天價罰單而結案，合生元等6家乳粉生產企業因違反《反壟斷法》限制競爭行為共被罰約6.7億元。然而，倘若仔細審視此案的立案依據和消費品行業的商業規律，不難看出，奶粉反壟斷與茅臺、五糧液反壟斷案一樣，不可能真正解決國內市場洋奶粉高價的問題。只有中國消費者和國產奶粉制造商一起反思，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筆者無意否認我國市場洋奶粉價格太高，但其高價的癥結并不是因為“壟斷”，也不是廠商單方面的行為所致，而是母乳喂養率過低、中國消費者對洋奶粉的過度追捧以及銷售層級過多。不去解決這些問題而訴諸反壟斷，洋奶粉高價的問題根本不可能解決。

　　特別是消費者自己在這個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本來，中國消費者對洋奶粉的過度追捧源于后發國家國民追捧發達國家品牌的人之常情，但一些消費者的這種追捧已達到了盲目的程度，而對國產奶粉的踐踏、抹黑和不寬容又近乎癲狂。國產奶粉此前固然出現過質量危機，但不能據此把整個國產奶粉行業全盤、永久否定。

　　不客氣地說，正是這種對洋奶粉的盲目追捧和對國產奶粉的盲目踐踏，把消費者自己推上了被洋奶粉肆意宰割的砧板。消費者如果真嫌它貴，這些洋奶粉就不可能高價賣出去，如果消費者要真嫌洋奶粉的市場份額大，那么只要自己不從眾，而是信賴國產奶粉的質量，去挑國貨品牌買，那洋奶粉的市場份額就會立刻減小。人們不斷抱怨洋奶粉價格高，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消費者自己在抱怨自己。筆者不認為消費者的這種病態“羊群”心理能夠通過法律來解決，而執法成本歸根結底要由整個經濟體系來埋單，很多反壟斷大案都被經濟和技術的進步證明是缺乏長期效果的。在市場規律面前，我們的執法機構需要克制自己“刷存在感”的沖動。

　　近兩年因為價格問題而遭受反壟斷調查的不僅是外國奶粉企業，還有很多國內企業，如茅臺等知名企業。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帶動了消費者對政府部門通過反壟斷抑制市場價格的期待；但市場經濟的標志并不是政府定價，在完全競爭的消費品產業尤其如此，部分消費者的一廂情愿常常事與愿違。以某個正不斷沉淪的國產飲料品牌為例，由于該企業給予同一區域內不同經銷商的批發價視其情況而差異較大，而且實施了長時間、大幅度降價促銷，結果導致同一區域、同一時間內同一產品的批發價格和最終零售價格都出現明顯差異。在某些“反壟斷”的倡導者們看來，這種局面消除了壟斷，讓廠商無法統一控制終端售價，充分體現了市場競爭的作用；但對經銷商而言，這種格局將導致代理的產品價格不穩定，時高時低，逐利的經銷商沒有相對穩定的盈利空間，信心肯定不足。價格亂了，經銷商的產品就會貶值，就不會再進貨，甚至拋貨，企業的品牌將日趨沒落。

　　我們有理由對國內市場洋奶粉的高價表示憤慨，但通過反壟斷措施治理洋奶粉高價實屬藥不對癥。我國反壟斷制度的目的不應是追求部分消費者和媒體反復不定的一時廉價的喝彩，而是要追求促進產業可持續發展和維護消費者的長期利益。畢竟，只有在商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消費者權益”可言，如果商品生產者、銷售者都因為種種原因選擇退出，商品將會不存在，所謂的“消費者權益”也就純屬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了。▲(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