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門峽市西南方，距離市區90公里左右的一個小村里，村支書張大萬（化名）笑嘻嘻地對市里來的駐村工作隊員說。本村的青壯勞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們的留守妻子竟然成為張支書的獵艷對象。

　　但農民們對村干部普遍和最大的憤怒，并非來自男女作風甚至性侵方面。他們最在意的，是自己和集體的財產受到了村干部的不法侵占。

　　農民最在乎錢財被侵占

　　2011年初河南省紀委一項調研顯示，2008年以來本省群眾赴京或到省信訪案例中，涉及農村問題的占73.2%；在涉及農村問題的信訪舉報問題中，因涉財問題引發的占88.7%。

　　當年4月1日起，河南省紀委在全省開展對農村涉財信訪舉報的專項治理活動，“懲治農民身邊的腐敗”。在這項為期半年的行動中，共有845名村干部和黨員受到黨政紀處分，103人被移送司法機關；涉案金額7017.2萬元。

　　以845名受到黨政紀處分的村干部和黨員來計算，平均每人涉案金額只有8.3萬元。這既說明了村干部腐敗的普遍性，也說明了村官級的腐敗一般涉案金額不多，這跟村官職務低微，以及河南貧困農村多、資源相對較少有關。

　　河南三門峽市檢察院的一項調查顯示：村支書、村主任占到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總數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敗案件發生在土地轉讓、資金管理環節。涉案村官們總有辦法抓住來之不易的機會，雖然全村老少都想要點好運氣，但似乎這些村官的運氣比大部分人的都要好。

　　當高速鐵路修到三門峽澠池縣洪陽鎮時，村支書王某便伙同他人虛報冒領高速鐵路占地補償款及其他款項10多萬元。與洪陽遙遙相望的英豪鎮村民組長董某，也利用職權挪用村組征地補償款以及賠青款合計83萬余元。看來不是職務，而是機會，才是決定村官們撈錢多少的重要因素。該縣的一位村主任劉某，相繼貪污、挪用和侵占村里的征地款、土地補償款，共計上百萬元，后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并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而三門峽陜縣張汴鄉劉寺村會計趙開讓，利用負責該村退耕還林專項補貼款的領取和兌付工作的職務便利，采取收入不記賬的方法，連續5年貪污48.29畝土地的退耕還林糧食補貼款、勞務費補貼等共計47912.7元。

　　2011年4月9日，河南新野縣上港鄉政府被200多名農民包圍了，他們高喊：“我們要土地！我們要吃飯！”他們所在村組的組長、會計將集體土地擅自轉讓給了別人做宅基地，收取的費用不知去向。因為這件事鬧得很大，組長、會計在當天夜里將部分涉案錢款突擊分給本組群眾，有些人閉口了。但縣紀委在調查中，不僅證實該村組干部侵吞轉讓款確有其事，而且發現了該村村支書、村主任、副支書、村委副主任、村文書5人也涉嫌非法將集體土地轉讓給私人作宅基地，獲取轉讓款53.42萬元的事實，其中3人被依法拘留。

　　腐敗原因，另一種視角

　　義馬是三門峽全市經濟最發達的縣級市，該市紀委在今年7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剖析村官腐敗行為產生的原因：一是“基層干部文化水平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二是村官搞家長制，獨斷專行，“只要他不想讓人監督，是無人敢監督的。農村監委會、基層群眾的監督形同虛設、蒼白無力”；三是“財務管理制度極不規范，村會計科目隨意設置，記賬方法不統一，賬賬不符、賬款不符、有賬無證、有證無賬現象較為普遍”。

　　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黨政部門及專家學者對村官腐敗成因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聲音。

　　“村干部侵犯群眾利益的后果不嚴重，群眾也不會上訪，這個上面也知道。”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李昌平說，“這個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責任不在基層。上級要求鄉村干部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須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懶政’。結果就是：城里的所有壞事都是‘臨時工’干的，鄉下的所有壞事都是基層干部干的。”

　　村官的腐敗往往從賄選開始。記者在豫西農村采訪了解到，在基層民主選舉中，賄選是一個普遍問題，區別只是賄賂的數額大小，東西多少。在小村、窮村，候選人給年滿18歲的村民每人發幾包方便面或兩盒散花煙，或請選民去街上吃頓飯就行了；在大村、富村，有的給選民送2000、5000元錢，還有送羊毛衫的。

　　農民對村干部的看法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誰干都一個球樣。他干幾年下臺了，跟咱沒關系。”農民看重的是即時性實惠，誰給實惠就投票給誰。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手里的這一票有多神圣，也許就值兩盒煙、兩包方便面或幾百元錢。此外，家族、血緣因素也影響選舉。有的村里，一個大家族幾十口人，把票集中到一起，投給一位愿意“出血”的候選人。有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想回來投票，候選人就雇一輛面包車，把在市區打工的本村人都拉上，選舉完后，再把他們送回來。

　　農村的優秀人才很少，年輕、有文化的人都外出打工了，還留在村子的也往往清高，不愿同流合污，有思想沒錢，老百姓也不選他：“他沒錢，不給我東西。”

　　“近兩年，政府把富人弄回村當村干部的很多。鄉政府動員我們回去競選，富人的得票率也高。”陜縣王家后鄉劉家山村支書劉鐵剛說。6年前，劉鐵剛是這個村的副支書，同時在外面搞實業。當時的支書年紀大了，鄉里動員劉鐵剛回村當支書。“書記鼓動了我兩個月，我一再說，我在外面做實業，沒有精力顧這一塊。書記說你再不接村里就亂套了。實際上，剛接支書時，我還把實業也放棄了。”

　　在李昌平看來，好人不會主動當村干部，因為當村干部動不動就得違法。上級要求他們什么事都要干，卻又沒有合法的收入來源。記者也了解到，在陜縣，村支書的補助是一個月500來元，村主任只有三四百元。“壞人去選村干部，是因為他有了權，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要不干壞事，付出的成本怎樣收回來？最關鍵的是，現在的所謂‘民主選舉’，是出自西方話語體系，它用競爭的方式將中國鄉村幾千年來的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給撕裂了。你要當村干部，一定與黑惡勢力結合，因為黑惡勢力才有執行力，你當村干部不與黑惡勢力結合能搞得了嗎？但老百姓就更苦了。”正因為如此，“扯什么‘行使權利監督村干部’都是沒用的”。

　　曾經長期在河南開封市、蘭考縣掛職的中國農大副教授何慧麗也說：“人心是鄉村社會結構的反映，鄉村社會結構歪曲了，村干部不出這些事，也會出其他事。現在大家隨便說說的農村基層民主，不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民主，這個‘民主’是泊來的詞，泊來的標準，泊來的目的，怪不得與農民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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