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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特”臺風來臨之時，我剛好在浙江，聽浙江電視媒體報道，僅這一個縣級城市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達到200億元，創今年浙江省之最了。

　　提起余姚，大多數人都會想起迄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就在 “菲特”臺風暴雨給余姚帶來洪水淹城之時，河姆渡文化遺址恰經受住了洪水的考驗。因為河姆渡人創造了干欄式建筑來抵御洪水。所謂干欄式建筑，主要為防潮濕而建，長脊短檐式的屋頂以及高出地面的底架，都是適應多雨地區的需要。目前看到的干欄式建筑構件遺物，均是深深扎根于地下的木料。考古工作者將木料周圍的泥土挖開，發現每根木料均有數丈之高。先人們一般居住在二樓，一旦洪水侵襲也不用怕。

　　如今的余姚城，多是鋼筋水泥的高層建筑，為何這些高層建筑在防洪方面還不如河姆渡時期的木構建筑？我不想與古人對照，還是從與余姚的地理、氣候條件類似的浙江嘉興、湖州市說起。本世紀初，兩座城市均花費數億元修建了抵御洪水的大包圍工程。大包圍一詞，很形象，即用主導河道來控制城市的防洪。防洪大包圍工程是環繞城市規劃范圍外圍，利用區內河網的調蓄功能。中心城市的防洪能力達到100年一遇。什么叫災害？沒有辦法應對，才會產生災害。同樣的洪水如果發生在嘉興、湖州，結果肯定不一樣。

　　一個災害過程由“預測、預防、應急、重建”4部分組成。我們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應急上，目前就是這么做的，各級政府都有一個應急辦公室。我就奇怪了：為什么不能把應急辦公室更名為防災辦公室？2000多年前的荀子曰：“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說：“災前預防不僅比災后救災更人道，而且更經濟。”

　　一個美麗中國，不能沒有堅強的防災體系，缺乏這種防災體系，還會繼續遭受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余姚洪水類似的大災情。目前我們的精力過多放在應急上，肯定是時代的落伍。災害一次次敲起了警鐘，有的把風險產生原因放在雨量過大、地震過大等自然因素上。實際情況是每一次災害，都可以肯定，我們的工作是有缺陷的，需要踏踏實實地找到原因、加以改進，以免下次再受災。然而，我國農村延續數千年的歲修制度已告罄，冬春時節大興水利工程已成奢望。從來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用消防車去抗旱。

　　值得欣喜的是，一些地區的領導高瞻遠矚。1997年9711號臺風過后，浙江省以砸鍋賣鐵的精神，修起千里海塘，擋住了一次次強臺風和風暴潮；2003年新疆巴楚-伽師地震后，新疆施行抗震安居工程，地震高發區的農民住進了新房，10年來已成功抵御了50多次破壞性地震。相信，洪水過后，余姚人會深刻檢查城市防洪工程規劃，大規模投入水利建設，同樣也在每個余姚人腦子里都筑起一道“防洪堤防”。

　　▲(作者是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中國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