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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捷生

　　中巴車在雨中向富平縣城邊的陶藝村駛去。山岡上樹木蔥蘢，煙雨迷離，如同披著一條碩大的若隱若現的紗巾。公路兩邊種著的油菜正在結籽，沉甸甸的，一陣陣濕漉漉的風吹過來，蒼郁而沉靜的枝干在輕輕搖晃。啊，童年的記憶是早沒有了，被時間磨滅了，印象中大西北的那種蒼涼的黃，踏地起塵的黃，也不見蹤影。撲面而來的是廣闊的綠，深沉的綠，濃得化不開的綠。

　　兩年前，回到闊別74年的陜西富平縣莊里鎮，看了我不足兩歲時跌跌撞撞進出的紅二方面軍指揮部，即后來的八路軍一二○師司令部，又看了鎮中心他曾讀過書的立誠中學，緊接著趕去瞻仰他長眠的墓地。

　　他是黨內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時期就大名鼎鼎，經常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據幾乎喪失殆盡，唯有他參與創建的陜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最后，其實就是往他參與創建的陜甘革命根據地去的，從此才有了新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當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那片黃土地，在路邊的大樹上、村落的墻壁上，到處看見張貼著歷經風吹雨打的署名“主席習仲勛”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布告》，心里想，這個習仲勛，職位如此高，威名如此響，肯定是個年歲不小的革命者。聽到陜甘也受到“左”傾路線禍害，劉志丹和習仲勛正被肅反隊關押，馬上要人頭落地，毛澤東大吃一驚，火速傳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窯堡，面識這個22歲剛剛被釋放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十分驚訝，說：“這么年輕！”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他的從容和練達，他在政治、軍事和紛繁的群眾工作中顯露出來的領袖才干，他對黨中央各項戰略決策的理解力和執行力，他在戰爭形勢下對事物的判斷和處理，給毛澤東帶來一次次驚喜。有一次，毛澤東當面夸獎他說：“你比諸葛亮還厲害！”還有一次，毛澤東對部下評價他的工作能力，用了“爐火純青”這個詞。在遴選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52年，習仲勛從中共西北局書記的任上奉調進京，毛澤東又對他在中宣部兼任副部長的老秘書胡喬木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回到莊里鎮，我之所以想起這位當年以年輕著稱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讀過書的立誠中學，拜謁他長眠的墓地，當成我預定的行程，不僅因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贊賞，也不僅因為他就出生在離莊里鎮只有25里的淡村鎮中合村，還因為他曾是我父親賀龍的老搭檔，兩個人在兩年多的戰爭歲月中，互相仰慕，休戚與共，至今仍讓我們驚奇和向往。雖然他比我父親小17歲，但同樣是我的父輩。

　　我父親和習仲勛第一次見面，是在關中腹地的涇陽縣云陽鎮。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關于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親率領長征到達陜北的紅二方面軍駐扎在富平縣莊里鎮，等待改編為八路軍一二○師。當時紅軍前總在云陽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的有關事宜。會議決定由關中選派一批兵員補充一二○師，直接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會后，關中特委一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就關中蘇區的軍事斗爭和兵員選調問題，專程到莊里鎮來拜會即將出任一二○師師長的我父親。我父親對關中特委的熱情周到，對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的謙遜和誠懇，印象深刻，一再對他表示感謝。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說，賀總，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們駐扎在莊里鎮上的立誠中學，是我讀過書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這所學校參加共青團，投身革命的。現在你們就要從這里出發去打鬼子了，我們組織人民群眾支持自己的隊伍，還不應該嗎？

　　是的，那位關中特委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就是習仲勛。和毛澤東第一次見他一樣，我父親當時感到他是這般平實，這般沉穩，不禁在心里驚嘆：難怪毛主席這么看重他，賞識他，年輕有為啊！從莊里鎮回去后，關中特委在關中部隊和游擊隊中層層動員，精心選拔，抽調了500名優秀戰士，編成一個補充團，由特委宣傳部長郭炳坤帶隊，開到莊里鎮向我父親報到。望著這支士氣高漲、差不多清一色由西北漢子組成的隊伍，父親大喜過望，一個個捶著他們的肩膀說，你們的習書記真是慷慨啊，給我送來了真正的子弟兵。

　　幾十年后，父親已不在人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同志撰文回顧那段歷史時說：“那時我任關中特委書記，還是一個青年，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民軍領袖、南昌起義軍總指揮、赫赫有名的紅軍統帥仰慕已久。我同他會面是在紅二方面軍總部，關向應、甘泗淇等同志當時也在那里。我們一見如故，十分親切。賀總那堂堂的儀表、瀟灑的氣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幾度在賀總的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曾隨他之后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長期的相處，賀總的優良品德和作風使我深受教育，值得大家學習。”

　　習仲勛上述有段時間同我父親賀龍“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是指1947年7月到1949年10月我父親離開西北揮兵進軍大西南那段日子。在這之前，他用了12年，從陜北的一個群眾領袖成長為黨和軍隊領袖集團的一員。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攻陜北，他擔任由彭德懷任司令員的西北野戰兵團政委，協助比自己年長15歲的彭總連續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鎮三戰三捷。至此，扭轉了整個西北的戰局，開始轉入內線反攻。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鑒于戰爭形勢突飛猛進，中共中央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將我父親賀龍統帥的晉綏軍區重新并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由我父親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中央做此決定，說穿了，是此后由彭德懷在前線管打仗，由我父親賀龍統管后方，這樣前方與后方便達成縱深一體化了。前提是，我父親必須把他從湘鄂西帶來的部隊交給彭德懷指揮，由戰場指揮官改為糧草官；習仲勛也要撤出戰場，回到后方與我父親同甘共苦。但在黨的決議面前，我父親和習仲勛都毫無怨言，毅然赴命，兩個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在以后的三年頭兩年多時間里，我父親和習仲勛風雨兼程，宵衣旰食，殫精竭慮，反復在黃河兩岸奔波。從邊區向四周蔓延的戰爭，就像一棵大樹，把無數條根須伸向后方：抬擔架，救傷員，修筑工事，籌措糧草，運輸各種軍需物資，肅清奸細，動員參軍，接受和改造俘虜……哪方面都不能耽誤。前線和中央機關向后方要人，要糧食，要子彈，一個命令下來，第二天頂多第三天就要送到。但是，在極短的時間里，我父親和習仲勛運用駕輕就熟的指揮藝術，迅速組織了兩萬名游擊隊和十萬民兵，像天羅地網般撒在陜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拔敵據點，伏敵車隊，奪敵給養，緝查敵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隊作戰；邊區遭受連年大旱，農業歉收，財政經濟困難，動員群眾發展生產也不能延誤，可青壯年都上前線了，勞動力奇缺，那就精兵簡政，緊縮開支，把從機關和學校擠出來的人員全部調來種地。特別是為前方籌集糧草，輸送軍事物資，雷打不動，是沒有任何價錢可講的。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六萬人，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游擊隊約兩萬人，每月需要糧食一萬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親和習仲勛每天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糧、催糧、運糧。

　　寒冬來了，父親和習仲勛開始把精力投向歷史上著名的土改糾偏。因為新年就將到來，解放區在不斷擴大，而土地是群眾的命根子、戰爭的命脈，如果不解決土地問題，不僅來年的春種秋收將受到影響，而且任由“左”的風潮蔓向全國，勢必讓后方大亂，斷送前方官兵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成果。正好習仲勛在陜北土生土長，又最早在這里領導革命，熟悉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會議期間，他就注意到了邊區土改中出現的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亂斗亂打的錯誤做法，指出此種偏向必須糾正。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親和習仲勛一起去米脂縣楊家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會議期間，習仲勛應約到毛澤東在扶風寨的住處，向毛澤東匯報陜甘寧晉綏邊區的戰爭、生產和群眾生活情況，特別提醒不能讓土改過火的傾向發展下去，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會議結束時，新的一年已到來，習仲勛和我父親兵分兩路，我父親回聯防軍司令部主持工作，習仲勛率領工作組直接插到綏德、米脂傳達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檢查和指導土地改革，從綏德地委開始著手糾偏。1月4日，在楊家溝中央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轉黨中央，匯報綏德各縣在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對土地改革應該沿著什么方向前進，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毛澤東看到這封信，立刻給我父親和習仲勛及西北局發來電報，表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1月5日，習仲勛從綏德地委前往子洲縣檢查工作，連續三天，沒日沒夜地找各級干部和群眾談話，了解土地改革的進展和存在的問題。

　　他在子洲縣整整待了九天，這是扎扎實實搞調查研究的九天。九天下來，看到“左”的偏向造成的禍害，血淚斑斑，觸目驚心。1月19日，習仲勛奮筆疾書，再次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指出土改糾偏工作刻不容緩。電報列舉了九個方面的問題，希望引起中央重視。在寫這份報告時，他的心里非常痛苦。因為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在這片土地上從事農民運動，建立革命政權，該打的土豪打過了，該分的田地和浮財分過了。抗戰八年，黨中央駐扎在延安，中央機關和數萬部隊的吃喝，都離不開群眾的省吃儉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解放戰爭開始了，戰斗部隊人數越來越多，仗越打越大，群眾對戰爭的支援，無不傾其所有。不久前他到綏德、米脂一帶征糧，親眼看到老百姓寧愿吃糠咽菜，也要把節省下來的糧食送給部隊，有的還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來，連夜炒干充當軍糧。但邊區一些地方的土改卻不分青紅皂白，搞“查三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把許多勤儉持家的勞動者打成地主富農，如此折騰下去，這怎么得了？像富平縣莊里鎮著名愛國將領胡景翼的后人，紅二方面軍進駐鎮子后，不僅拿出了家里的錢財，而且動員全鎮的人，一次就為部隊籌糧數萬斤。現在要“查三代”，把這些人捆起來，當成斗爭對象，哪有這樣的道理？因此，在電報末尾，他悲傷地寫道：“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

　　毛澤東在接到電報的次日，復電習仲勛，又一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并指示各解放區務必改正“左”的錯誤。

　　習仲勛的這次有關土改糾偏的實地調查研究，時間長，沉得深，專注度高，巡視面廣，既不回避問題，也不掩飾矛盾。每到一地，都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提出應該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及時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收到回電后，又把毛澤東對土地問題的研究、思考和疑問，放到實踐中去檢驗、論證，得出答案，實際上充當了毛澤東的土改特使和撥亂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黨的關注。調查研究歸來，他迅速與西北局、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和邊區政府三方達成共識，決定在陜甘寧和晉綏邊區全面展開糾偏。緊接著，習仲勛和我父親，還有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馬不停蹄，各自帶領工作組奔赴各縣糾偏。用我父親后來的話說，糾偏如救火，他們是“跑著糾”。到這年的4月，事態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終于回到了正確軌道。

　　然而，原本大得人心的一件事，卻讓一個人懷恨在心，等待秋后算賬。他就是在晉綏土改中最早推行“左”的錯誤的康生。14年后的1962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利用歷史小說《劉志丹》，對習仲勛發動突然襲擊，誣陷他勾結小說作者李建彤，陰謀為高崗翻案，當時他年僅49歲。

　　此后，習仲勛背負16年冤案，不僅被貶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一名副廠長，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蹲了好幾年監獄，到1978年才恢復工作，1980年才徹底平反。恢復工作后，中央決定派他去廣東“把守南大門”時，已經是個65歲的老人了，雖然中央很快讓他接任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增補為中央委員；他也很快在廣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殺開一條血路”，但年歲不饒人，他不知不覺到了急流勇退的時候。就是在這期間，他在中南海散步時，對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同志說出了那句讓他感到欣慰，卻讓我們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話：“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后來，他的兒子習近平也登上了政壇，他又對兒子掏出了肺腑之言：“不管你當多大的官，不要忘記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真真切切為百姓著想，要聯系群眾，要平易近人。”2002年，當他以89歲高齡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陜西富平去，把他葬在故鄉的青山綠水間。因為作為受到毛澤東稱贊的群眾領袖，他就是從這片蒼涼大地走出來的。他愛這片土地，早想好要回到這片土地上去。

　　就像他的命運峰回路轉，當我乘車到達陶藝村他長眠的那座小山岡時，雨停了，天上云開霧散，燦爛的陽光照耀一片蒼松翠柏。

　　出現在眼前的墓地只有一個小標準間大，用灰色泛紅的大理石覆蓋，除此沒有任何裝飾。墓前有兩塊小石碑，一塊刻著他的生平，一塊刻著毛澤東寫給他的手書：“習仲勛同志，黨的利益在第一位。”讓我震撼的是，他那座安放在墓頂的大理石雕像，材質是塊不規則的石頭，雕刻家按照石頭的自然形狀，把他雕成坐姿，兩只手平放在翹起的大腿上。臉上微笑的表情，就像那塊雕刻他的石頭，普通，沉穩，鋒芒內斂，平靜地面對遠方的青山綠水和村莊。雕像后面刻著他的夫人齊心阿姨手書的他常說的一句話：“戰斗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斗，天天快樂”。

　　走到他的墓前，放下花籃，像撫摸歲月那樣撫平兩道挽帶，我對著他的雕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然后默默地凝望他從石頭里浮凸出來的面影。我說，習仲勛叔叔，賀龍的女兒看你來了，你想念你在這片土地上的那位長著兩撇小胡子的老搭檔嗎？我還說，習仲勛叔叔，你還記得當年你來莊里鎮看望我父親時，那個在黃泥地上趴著的小姑娘嗎？

　　我聽不見他回答，只看見他在微笑，無言地微笑。我知道他會永遠以這個姿勢坐下去，永遠微笑著看著眼前的這片大地，和在這片大地上生活的人們。因為他在這片大地上誕生和成長，他熱愛這片大地，眷戀這片大地，幾十年為這片大地的蘇醒呼喊和戰斗，把生命中最燦爛的年華獻給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