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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天，盡管浙江溫嶺弒醫案已沉寂下來，公眾對醫患關系的反思仍未止歇：全國政協委員、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鋒近日聯合30名委員，向全國政協提交緊急提案，建議出臺醫療糾紛預警機制，對醫院暴力零容忍；上海華山醫院邀請寶山公安分局教官，向職工培訓面對暴力侵害如何自衛。同時，中山醫院也邀請世界跆拳道聯盟黑帶四段高手，前來傳授防身絕招，吸引了大批醫護員工。

　　在制度設計來不及轉身因應的時候，“醫而憂則武”也許是種無奈的選擇。矛盾轉型期中，利益訴求多元，穩妥的制度若來不及安撫焦慮的情緒，好人也會變得“暴脾氣”。中華醫學管理學會統計稱，自2002年9月《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以來，中國醫療糾紛的發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

　　梳理醫患關系的時候，有兩個共識無可置喙：一是由歷史而言，醫患關系不僅不那么緊張，相反還很融洽。中國自古就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說法，至于杏林春滿、妙手仁心之說，更是眾口相傳。二是即便以當下觀之，在“兵戎相見”的醫患矛盾中，還原一個個當事者，可能都不是什么惡人。溫嶺遇害的王云杰醫生“醫術精湛、待人友善”，而嫌犯也被鄰居認為“很老實”——那么，好人與好人之間，何以在微小的矛盾上激化成互戕的關系？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醫患關系為什么不那么平和了？這固然可以找到很多的肇因，但核心的一點，還是中國的醫生與醫療行業，活生生被錯位的制度捆綁著異化了。?《人民日報》此前刊文指出，全世界的醫生都是靠技術吃飯，惟有中國醫生靠賣藥生存，其公信力自然受到質疑。我國政府投入僅占公立醫院總支出的10%左右，于是醫生賣藥賺錢，加上醫療糾紛調處機制又缺乏獨立第三方平臺，在看病貴、看病難之下，很容易引發患者的情緒反應。畸形的以藥養醫體制，將醫生逼進了“不仁不義”的境地；而捉襟見肘又配置失衡的醫療資源，更是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矛盾。

　　真要解決醫患糾紛，簡單來說也是“統共分三步”：第一步，是我們正在做的，也是最容易做的，即個個“武裝到牙齒”，重視硬件安保建設。譬如日前，國家衛計委和公安部還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醫院安全防范系統建設指導意見》，要求通過人防、物防、技防三級防護體系構建“平安醫院”，以防止惡性“醫鬧”。第二步，是全國政協委員正在聯名呼吁的，構建醫患糾紛預警與調處機制，讓問題與矛盾有個公平對話的平臺。只是若干年前，各地也風起云涌地成立過類似“調解委員會”這樣的組織，遺憾的是，不說病人，有幾個醫生在遇到糾紛的時候知道這么個組織呢？第三步，還是有賴于繼續深化新醫改，從投入到政策還原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屬性，就算全民免費醫療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起碼也該在兜底保障與層級提升上更有作為、更有效率。當然，依法嚴懲“醫鬧”、明確醫療糾紛處置規則，也是繞不開的功課。

　　醫生并非神仙，更不是敵人。若治病救人的工作得不到尊重與敬畏，這個社會顯然“病得不輕”。只是眼下，我們既要理解“醫而憂則武”的難處，更要看到醫患矛盾的關鍵所在，號準脈才能開對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