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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其中，穩定稅負是首次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中出現，并有可能作為一條基本原則進入新一輪財稅改革的視野。

　　眾所周知，稅負是衡量財政與經濟、政府與企業關系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和標準，稅負過重，不利于企業和經濟的發展，稅負過輕，又有可能讓政府運行、公共事業發展等產受到影響。而且，稅負和物價一樣，也不能大起大落、或輕或重、或高或低。只有合理、穩定的稅負，才最有利于經濟的穩定、企業的發展。

　　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情況來看，在稅負問題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從1978年到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這一階段，從總體上講稅負是偏低的，政府的運行也是比較艱難的。相反，企業的負擔較輕，投入、職工收入增長等都有保證；第二階段，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到2003年房地產市場放開前。這一時期的稅負，雖然稅收增長速度很快，多數時間都是以GDP3倍以上的速度增長。但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也很快，產生的稅收比較充裕，加上清理欠稅、規范征收行為等方面的因素，稅負總體上講還是比較適中的，企業也是有承受能力的；第三階段，從2003年到現在。由于稅收持續以高于GDP2倍以上的速度增長，加上清理欠稅、規范征收行為等非經濟因素已經基本消失。因此，這一時期的稅負是明顯偏重的。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在實體企業普遍陷入困境，中小企業大多運行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稅收仍然遠高于GDP增長，企業的稅負也就不可能不重了。

　　也正因為如此，稅負問題也就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減稅的呼聲也就自然而然地一浪高過一浪。

　　減稅，當然是降低稅負最重要、最基本的手段。但是，減稅以后，政府如何運行、公共事業如何發展，也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因為，在稅收的持續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不斷攀上新的臺階的情況下，財政支出也是水漲船高，跨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如果財政支出的增長是建立在規范合理、科學有序的基礎上，能夠象有關方面所說的，錢都用在刀刃上了，到也無妨。因為，財政對經濟也有反作用。且這種作用既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如果財政支出的增長是建立在積極、正面的基礎之上，自然也會對經濟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遺憾的是，這一時期的財政支出，結構并不合理，使用也并不規范，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保護以及各項社會公共服務等公共財政范疇的部門和行業，并沒有得到財政的積極支持，多數都是投入嚴重不足，收支矛盾十分尖銳。不然，各種收費不會滿天飛，群眾負擔也不會日前加重。特別是環境保護工作，也不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相反，“三公”經費、辦公經費、政府項目建設等非公共財政開支，卻出現了一次又一次“飛躍”，占有著了太多的財政資源。

　　這也意味著，企業稅負的增加，并沒有帶來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改善，沒有形成良性循環，將錢用在刀刃上，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而沒有成為現實。

　　也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穩定稅負作為新一輪財稅改革的重要內容、基本原則，不僅是對財稅改革提出的要求，更是對整個政府運行、職能轉變、效率提出提出的目標。

　　要做到穩定稅負，就必須對現行財稅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除堅持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外，還必須對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關系作出調整與規范，該由中央財政承擔的事權，由中央財政承擔，該由地方財政分擔的事權，由地方財政分擔；該納入公共財政范疇的，納入公共財政范疇，該交給市場的交給市場。特別是“三公”經費等非公共財政支出，必須大力壓縮，以減輕企業的負擔。

　　在此基礎上，要加大稅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能夠真正體現稅負公平、社會公平的新型稅制，如營改增、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對個人所得稅實行按家庭征收等，以此來降低稅負、規范征收行為、提高征收效率。

　　同時，要強化預算約束、提高預算透明度，要象發達國家一樣，不僅預算編制要公開透明、科學合理，而且預算執行更要剛性有力、規范有序，堅決杜絕隨意突破預算、追加預算的問題，并對財政資金的使用情況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的評價機制和約束機制。最終，讓預算不再成為擺設，讓企業不再因為預算的剛性力不強而稅負不斷加重。

　　總之，穩定稅負不僅是新一輪財稅改革必須遵循的一條剛性原則，也是今后相當一段時間財政資金管理、財政資金分配和使用必須堅持的一條準則。不然，財政對經濟的反作用，就只能是消極的、負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