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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延遲退休成為公眾必須付出的代價時，國家在物質利益方面不能讓百姓“吃虧”。

　　延遲退休是對當初養老承諾的變更，而這一承諾是勞動者通過按時繳納保費換來的。延遲退休改革設定過渡時期，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為修改承諾留下了時間和空間。在“老人老辦法”的政策安排中，向勞動者支付合理的利益對價，無疑是個必要的選項。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昨天表示，中國現在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5歲，據有關研究機構的專家預測，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55億，2033年突破4億，2050年達到4.83億，延遲退休年齡是適應人口預期壽命增長的需要，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

　　研究制定漸進式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要改革舉措，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至今的內在要求。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提高，整個社會必須在“不堪重負”的時點來臨前做好準備。但是，當延遲退休成為公眾必須付出的代價時，國家在物質利益方面不能讓百姓“吃虧”。

　　很多媒體都做過與延遲退休相關的社會調查，調查結論大同小異，多數人不支持延遲退休。作為解決中國老齡化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延遲退休卻頻頻遭到質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普通勞動者擔心利益受損。作為參加養老保險的企業職工，延遲退休很可能直接損害他們的利益，因為繳費增加，領取養老金總數卻減少了。

　　延遲退休年齡，確實可以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撫養壓力。但是，有關部門在制定我國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時，不能簡單地將“延遲退休”與緩解社會撫養壓力掛鉤，把“延遲退休”當做減壓閥，當做彌補養老金缺口的特效藥。需要明確的是，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只是應對老齡化社會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國政府財政狀況殷實，而且可以釋放出巨大改革紅利的領域也有很多，這些都是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重要物質基礎。有關部門在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調動各種資源、平衡各方利益，最終以改革增進公眾的福祉，而不能使普通勞動者利益受損。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離不開公眾的廣泛支持，延遲退休年齡改革也不例外。以我國唯一進行延遲退休試點的上海市為例，2010年10月開始，上海展開城鎮企業職工“柔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嘗試，改革試點兩年多，參加者寥寥，究其原因，就是職工有利益受損之憂。有人算了一筆賬：一名普通職工延遲退休期間需多交納近三萬元保費，參加試點者65歲退休，他們要在退休十年后才能把多交的錢掙回來，而現今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準確數字為74.83歲。如何做到讓利于民，而且“利”要讓公眾看得見摸得著，這是我國在研究制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的問題。

　　推進延遲退休，離不開公平養老環境的建立。人社部有關負責人此前表示，2014年將重點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解決“雙軌制”及“待遇差”問題。目前我國實行養老金雙軌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不繳或只繳納少量保費，養老金由財政統一支付，企業單位實行“繳費型”養老保險統籌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退休人員1倍以上。養老金雙軌制有悖社會公平，不利于延遲退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因此急需切實推進養老金雙軌制改革。

　　正在醞釀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已經“定調”為漸進式改革。這就意味著，政策實施存在一個過渡時期，承認這個“過渡”十分重要。我國企業單位實行“繳費型”養老保險統籌制度，這項制度存在的基礎是一份保險契約。政府機構如果單方面做出延遲退休決定，無疑破壞了養老保險中雙方已達成的約定。延遲退休是對當初養老承諾的變更，而這一承諾是勞動者通過按時繳納保費換來的。延遲退休改革設定過渡時期，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為修改承諾留下了時間和空間。在“老人老辦法”的政策安排中，向勞動者支付合理的利益對價，無疑是個必要的選項。

　　總之，延遲退休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但在政策過渡期間及改革全面啟動之后，都不能讓普通勞動者吃虧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