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今日關注·稅收法定）代表委員呼吁：為“稅收法定”設時間表和路線圖

?? “依‘規’征收多，依‘法’征收少”——當前我國稅法體系中，大量稅收事務是由政府行政法規主導，除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外，絕大部分主體稅種游離在人大立法之外。

????面對“稅收法定”的缺位，參加全國兩會的部分代表委員呼吁，應盡早讓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設立時間表。

????“自己立條例，自己收費”——立法缺位加大征稅隨意性

????２０１３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曾聯合３１位代表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引發輿論關注，今年她依然計劃就“稅收法定”提交議案。

????“百姓對三公消費意見大，是因為都看得到，然而很多稅的征收，大多數老百姓并沒感受到。征收隨意，錢花得也就隨意。”趙冬苓說，“政府自己立條例，自己收費，涉及行政收費的亂象更多。必須要通過立法，避免收稅的隨意性。”

????“‘稅收法定’的含義是，稅收的權力應當歸于全國人大，通過立法的形式來落實，而不是行政來確定的。”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表示，僅憑一個條例或暫行條例就向民眾征稅，已不合時宜。

????“比如某項稅率３％，領導一開口就變成５％。”湖北某地市一名地稅干部對記者表示，地方征稅大多依據政府條例，帶來較大的人為干預空間。

????“落實稅收法定，是政府依法執政的重要表現。”全國人大代表、祐康集團董事長戴天榮認為，“稅收法定”使公民和企業法人的經濟生活有了穩定預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國目前稅收多、亂、雜的現狀。“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納稅都更加明白。”

????“沒有時間表就等于沒打算做”——“稅收立法”應明確改革路徑

????“‘稅收法定’既然已經提出，就必須要設定時間表。沒有路線圖和時間表，等于這件事情沒打算做。”趙冬苓說，去年提交議案半年后，她得到了全國人大的回復，但立法的時間表仍沒有明晰。

????趙冬苓認為馬上收回稅收立法權不現實，希望能夠在５年內實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部分明確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而不是放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部分，這說明國家是從制度建設層面考慮這個問題，力度還是很大的。”

????對于稅收立法權如何回歸人大，目前有兩種路徑：一是直接廢止，即擇機廢止包含“設稅授權”在內的“１９８５年授權決定”；二是間接收回，即盡快把現行稅收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認為，完全重新立法設立稅種，需要付出很大的時間成本，并不現實。應對現有稅種和新設稅種區別對待。

????“凡是新增稅種，都必須經過人大立法程序，并且廣泛征求社會的意見和建議，充分體現公眾意愿。”趙冬苓同時建議，國務院修改現有稅收暫行條例時，只能減稅不能增稅，不能擴大授權。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于國安認為，“稅收法定”也應分類推進，比較成熟的行政法規，應盡快上升到法律層面；不成熟的，則仍先以國務院暫行條例等形式推進，待成熟后進入立法程序。

????“收回設稅權，人大要做什么”——建設稅收法律制度體系是目標

????３０年前，由于改革開放初期人大立法條件不成熟等原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先后在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授權國務院使其擁有稅收設置的權力。

????３０年來，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推進，特別是立法制度的不斷完善，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條件已經成熟。但要將人大授權國務院立法逐步回收到人大自身立法，轉變絕非易事。

????“收回設稅權，人大還要做些什么？”趙冬苓建議，稅收立法對人大自身能力提出很高要求，一方面人大應增加編制和專家數量，提高立法專業能力；另一方面應開門立法。“我們國家并不缺少專業人才，物權法就是很好的先例，這種方式能夠解決立法機關力量不足的問題。”

????不少代表委員指出，“稅收法定”原則下，未來我國應構建一個以稅收法律為主、稅收行政法規為輔的新型稅收法律體系，以此作為保障納稅人基本權利、規范政府權力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建設的目標。

????“雖然稅收由人大立法過程會比較慢，以房產稅為例，依據國務院條例推進可能進度會很快，但立法始終是不能繞過的程序。改革沒有捷徑可走。”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