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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完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全國政協委員侯欣一注意到，幾乎所有類型案件的審結數量都上升了，只有行政訴訟案件除外。數據顯示，全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行政訴訟案件數量從2011年的13.6萬件減少至2013年的12.1萬件，已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表示，“看了十幾年知道行政訴訟不容易贏，老百姓肯定不愿意再去打官司。”（3月12日《中國青年報》）
　　
　　行政訴訟因其原被告雙方的特殊身份，故一直被視為衡量一國法治程度的重要標志。特別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相比民商事訴訟，民眾往往更能從“民告官”的實踐中感受到法律的公平與社會的正義。然而骨感的現實是，一方面，出現行政爭議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另一方面，行政訴訟卻持續減少。這一自相矛盾的情況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要知道，民眾“用腳投票”，出現糾紛也不愿意打官司，并不意味著相關爭議就此消弭。恰恰相反，司法渠道的淤塞只會將更多絕望的百姓逼到信訪、暴力對抗等路上。可以說，這些年各地群體性事件激增就是因為許多人對刑訴制度失望所致。盡管相比走司法途徑，通過上述渠道解決爭端，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對整個社會來說，其所支付的經濟、人力、治安成本都要高昂的多，但卻相對有效，這不能不說是對法治中國的一大諷刺。
　　
　　百姓不信任行政訴訟，不愿走“民告官”渠道，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之前的法律對法院受理行政訴訟案件的范圍作了非常多的限制，不少人欲告無門，立不了案；其次，就算法院審理了，相關判決結果也往往偏向于政府，百姓勝訴幾率極低；再次，即便民眾偶爾勝訴了，也常常會遭遇執行難等問題。所有這些，不僅令群眾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民告官”的方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同時也大大影響到公眾對于司法的整體信心，而這，勢必嚴重阻礙我國的法治進程。
　　
　　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法律界早有共識。去年底全國人大啟動的《行政訴訟法》大修，就提出擴大受案范圍、強化受理程序約束、對“紅頭文件”的附帶審查、明確行政機關拒不履行判決將拘留負責人，力圖破解“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問題。不過，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僅僅是修改相關法律條文，而不從制度上改變因經費、人事不獨立帶來的“獨立審判難”問題，那么“民告官”依然前途渺茫。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而河南省更是已著手設立兩個直屬中院，跨區域管理十個基層法院。雖然這些措施能否真正發揮作用，目前尚無法下定論，但“民告官”審結率下降的勢頭顯然必須得到遏制。這不僅僅是為了在某個具體個案上實現正義，也是出于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考量，關乎轉型期的中國能否和平駛出“歷史的三峽”。
　　
　　文/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