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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廣州市物價局公布《廣州市優化調整停車場差別化收費方案》：一類地區住宅區露天停車場從過去每小時1元上漲到每15分鐘1元，上漲幅度300%（方案一）；路邊咪表停車從每15分鐘2元上漲到每15分鐘5.5元，最高限價由80元/天上漲到176元/天（方案二）；商業停車場由半小時5元上漲到15分鐘4元（方案一）。（3月18日《人民日報》）
　　
　　廣州準備大漲停車費，路邊停車每天最高176元，比在路上行駛一天還要貴。無論給出多么冠冕的理由，公眾都要為交通擁堵多掏錢。因為，物價部門給出的兩個方案是次優選擇，就像分餅時故意不均好各咬一口的狐貍：方案一將本應由小區業主決定的價格直接上漲四倍，方案二則讓商業停車場的收費就高不就低。公眾只有選擇用哪一種方式多掏錢的權利。
　　
　　表面上看，廣州利用價格杠桿是借助市場管理交通，但大漲停車費并不必然緩解交通擁堵，中間需要政府部門建設更完善的公共交通，例如軌道交通、公交網絡、換乘空間、停車場所等。現在的方案過度強調先提高收費再履行責任，讓公眾對政府發展公共交通的誠意有所懷疑。其實，有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停車費調整經驗，廣州本應拿出政府、公眾分別承擔責任的方案，在交通擁堵和提高收費之間取得平衡。
　　
　　交通擁堵的既成現實，需要政府和公眾分擔責任，這是無法規避的難題。此時，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劃分責任，必然會減輕自己的加重公眾的，因為政府部門也有逐利的趨勢，提高收費既可以淡化責任又可以獲取金錢，必然會成為官方的最優選擇。相關部門請專家擺事實講道理，就是為了讓漲價之路更暢通。
　　
　　更讓公眾無奈的是，偏偏政府部門又掌握著將部門利益和官員利益法制化的權力，通過稅、費等方式讓社會大眾埋單。廣州拋出的停車費漲價方案，就是將部門利益法制化的舉動，盡管有悖現代政治文明，也難說服公民反對之聲，卻依舊可以披上合法化外衣。仔細審視，將部門利益法制化的遠不止停車費，水價、電價、氣價等民生項目，哪一個又沒有拋出過“狐貍分餅”方案？
　　
　　部門利益法制化讓政府管理方式只剩兩樣，一是打著市場旗號的漲漲漲，二是打著服務旗號的管管管，將社會管理的成本全都轉嫁給大眾，自己還要從中撈上一票，就像此次大漲停車費。對此，最根本的辦法是通過控制政府部門政治利益，也就是立法、聽證等方式，讓政府部門無法暗箱操作收取稅費，讓公眾擁有為自己利益博弈的平臺。
　　
　　一個城市治理交通擁堵很難，避免部門利益法制化更難，后者如果不能見制度陽光，公眾就得花高速錢走慢速路。
　　
　　文/趙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