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錯誤言行不絕于耳，引起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高度警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歷史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中方嚴肅敦促日方正確認識和對待侵略歷史，以實際行動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親歷日記詳盡記錄日軍暴行

　　有關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的歷史檔案和罪狀供述汗牛充棟，鐵證如山。南京大屠殺期間滯留南京的西方國家人士從第三者角度著述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日本侵華老兵東史郎從加害者角度所著的《東史郎日記》也為人們熟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2001年12月初在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30年從金陵女子大學改為該名）零散檔案時發現的《程瑞芳日記》，逐日記述了作者親眼所見的日軍在建在該校的安全區燒殺奸搶的暴行，以及作者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心路歷程。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向本報記者介紹，《程瑞芳日記》目前藏于該館，這是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位中國人關于金陵女大安全區內外日軍殘酷暴行、難民悲慘生活的親歷者日記，記載時間從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共84天，逐日記錄，約3萬字。

　　作者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今日來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區內逃來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們家里抄錢、強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區內都是如此，外邊更不少，沒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12月19日作者寫道：昨晚有憲兵在前面睡，晚上還是有兵進來，到五百號客廳許多人之中強奸。今日白天有兩兵到五百號，房門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別人出去，留下一年輕女子強奸……

　　這本日記仿佛是一個窗口，讓我們通過這個窗口目睹了日軍在南京、在金陵女大安全區的燒殺奸掠，感受了南京人民、特別是婦女兒童的悲慘遭遇。日記記述內容讓所有這些歷史真實得以再現，讀后不能不引起人們強烈的憤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部主任郭必強告訴本報記者，《程瑞芳日記》的發現不僅大大推動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史實研究工作，也是批駁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否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最有力證據。《程瑞芳日記》與《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及《東史郎日記》所形成的連鎖證據是法律意義上的鐵證。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記證言，均為當時所記，可互相印證和補充，其可信度更高，證據性質更強，日本右翼勢力肆意翻案、蓄謀抵賴都是徒勞的。

　　市民呈文再現南京大屠殺慘狀

　　此外，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也是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一座史料富礦。抗日戰爭勝利后，從1946年7月至1947年4月，南京市民掀起了申訴大屠殺冤憤的高潮。現存于南京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各類市民呈文共800余份，近70萬字，主要內容涉及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人口傷亡、人員失蹤、工商業損失、房產財物損失以及宗教、醫藥、慈善機構所遭受的損失。

　　在有關人口傷亡的115份市民呈文中，有14份提及日軍在南京的集體屠殺暴行。這些呈文顯示，日軍在南京的集體屠殺規模不一，多則上萬人被屠戮，少則數人被虐殺，時間基本集中在12月13日至16日之間，屠殺對象多為青壯年，且多從難民區搜捕，再集中押送到屠殺地點。如臧仲卿的呈文提到：“暴兵創（闖）至難民區搜掠，當將長子永年（十八歲）、學生陳光漢（二十歲）、又學生張相公（十八歲），三青年一并束縛，連同該難民區大批青年人民數千人，齊集花牌樓三十四標內大屠殺，用機槍打死，慘不忍言。”

　　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姜良芹認為，市民呈文內容豐富，其史料價值不容置疑。第一，這些呈文都是幸存者的泣血記錄，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沒有經過任何第三方的加工或改寫，可信度高。第二，呈文書寫的時間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不久，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猶新，避免了因年代、環境、記憶力等內外因素而造成的失真，更具說服力。第三，大量呈文構筑成的歷史圖景不僅是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的罪證，更是南京大屠殺時期南京市民生活史的立體資料，對延伸和深化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早有定論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南京大屠殺是鐵的事實，國際社會早有定論。“早有”，是指戰后早就對南京大屠殺作出過明確的判定，可謂歷史的判定。“定論”，是指日軍當年在南京屠殺30萬以上平民百姓和被俘中國軍人，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有了法的定論。

　　當年的埋尸記錄及日軍毀尸滅跡證詞也證明死難者達30萬人以上。對這些尸體的掩埋或處理時留下的埋尸記錄，成為日軍殺害我同胞達30萬人以上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南京大屠殺我遇難同胞逾30萬人，證據確鑿。現在日本一批政客妄圖給歷史翻案，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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