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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對冤案當事人的救濟方式，多限于賠償，而系統化、立體化的善后救濟則不彰。

　　5月9日，趙作海出獄四周年。作為代表冤案“符號”的他，獲釋后的命運際遇再度受到關注。4年里，他做過公民代理人，卻發現很多事“管不了”；曾陷入傳銷，65萬賠償款的四分之一沒了；曾開了小旅館，沒多久賠錢倒閉。現而今，他被兒子趕出家門，做起了環衛工。“社會比監獄復雜”，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他這樣感慨。

　　“翻轉的人生又回到起點”，有人如是概括趙作海的命運軌跡。歷經11年冤獄之災的他，嘗試找尋自己的社會存在感，卻在“復雜社會”圍墻下屢屢碰壁。對此他歸結為：“蹲監獄，和社會脫節了十來年”。這不乏合理性：他的“亂碼人生”，固然有他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但“入獄-封閉-脫節”的因果鏈，將其命運導入“不入流”中。

　　這不是趙作海的“獨家”遭遇，而是一個群體境遇的投射：從佘祥林、張氏叔侄到“川版趙作海”王本余，“后監獄時代”的生活都呈現出種種錯亂。如佘祥林，出獄后做過啤酒銷售，開過飯館，也被朋友騙過，他“努力想跟上這個社會”卻發現力不從心。還有王本余，蹲了18年獄后，他父母去世、養女遠離，成了孤家寡人。冤案打亂了他們生活的既有節奏，這就像《肖申克的救贖》里，蹲獄多年的老布無法適應外面生活，選擇自戕。

　　應看到，沉冤昭雪、善后賠償，確實是對這些冤案當事人的慰藉。但時下對蒙冤者的救濟方式，方式仍太單一，多僅限于賠償。對某些地方政府來說，賠償還是以當事人“保證不再找麻煩”為前提的，所謂善后，不過是跟冤案負面影響切割的別稱。

　　而這，顯然吁求對冤案當事人救濟的立體化，而不是賠錢了事。這種妥善救濟，不只是短促的專業心理輔導、醫治，抑或指導其再就業，還包括存檔基礎上的重點關照、“跟蹤式服務”，幫助他們在“社會化加速”中，恢復生活信心。

　　有美國學者的研究顯示，犯人出獄之后，大致都會經歷“興奮期-失望期-重新定位期”。在此期間的積極型救濟尤為重要，否則他們容易變得沮喪，甚至重蹈此前覆轍。基于此，英美等國家在犯人出獄后，常會采取一系列舉措，如“社區恢復中心”“過渡中心”等類似機構為其提供“全程關懷”。冤案主角與犯人有別，但同樣的蹲獄經歷，也決定了救濟形式上的相似性。

　　對冤案主角們來講，他們的蒙冤入獄經歷，出獄后生活脫節的焦慮，都會導致其情緒的易波動。這也內含著復合式權利訴求：政府對其的幫扶，應更系統化，也該置于廣義補償的框架下，更為持續。而社會，也該向其伸出公益援助之手。

　　盡管說，趙作海們在社會中終究是極少數，可他們本都不該如包袱般被拋棄。既然其跌宕命運烙上冤案印記，他們就理應被針對性救濟的陽光照到——對政府而言，這與其說是人本關懷的觸角延伸，不如說是對“公權力傷害”的責任代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