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居干部該不該管？

　　5月18日，湖北一都市報記者在暗訪當地村干部為兒子大擺慶生宴時遭群毆，引發網絡熱議。記者注意到，在對打人者予以譴責的同時，一些網民也在討論，村居干部是否應在嚴禁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的對象之列。有觀點認為，村居干部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有的甚至不是黨員，不應對其“嚴格要求”。

　　對此，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社會發展室主任李煒表示，一方面，對村居干部中的黨員，可以用黨紀來約束；另一方面，雖然村居干部在法理上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而是受村委會組織法、鄉規民約等約束，但實際上一些村居干部也在行使公權力、帶有公職人員色彩，有的村委會負責人還是鄉鎮干部擔任，對其“嚴格要求”也是應該的。

　　李煒認為，對村居干部操辦“紅白事”，一是絕不允許借機斂財；二是必須提前申報、過程透明，讓群眾監督評價；三是提倡新的操辦方式，如請客不收禮等；四是可以讓社會組織介入，發揮其支撐公共事務、協調群體利益、促進移風易俗的作用，如江浙一帶農村的“紅白理事會”、重慶市巫溪縣的“樂和互助會”等。

　　在高波看來，對非黨員的村居干部可以用職位要求來約束，督促其自覺遵守相關“禁令”，而不應“降低標準”、“規中有規”。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暗藏在“紅白事”中的利益輸送和利益沖突；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群眾對社會風氣的“觀感指數”，避免產生“合理懷疑”。

　　也有專家認為，對村居干部應以教育和鄉規民約的約束為主，選樹廉潔自律和移風易俗方面典型，發揮示范作用。

　　記者注意到，在各地曝光的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典型案例中，不乏村居干部身影；各地也作了一些探索。例如，嘉善縣魏塘街道規定，村居干部辦理“紅白事”須向街道紀委和所在單位“雙報告”，并簽訂廉政承諾書，“紅白事”操辦情況還被列入村居干部年度述職述廉內容。

　　講原則還是講人情？

　　記者了解到，“紅白事”相關禁令執行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法治社會與人情社會的矛盾、“法”與“情”的沖突，一些地方在實際操作中也面臨問題、存在困惑。

　　問題1：多出幾桌行不行？

　　有人提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不一樣，習俗不一樣，“紅白事”操辦者家庭情況、經濟背景也有區別，有的親戚朋友確實多，甚至有的邀請一人卻來了一家三口，實際桌數比規定標準多出幾桌行不行？

　　高波認為，在遵守剛性的程序性規定前提下，可以在執行時有一些合理的“救濟措施”。如因特殊情況確需增加兩三桌的，在向組織如實報告、提出合理申請的基礎上，可以視作合規，防止走極端。

　　問題2：多重身份如何界定？

　　有人提出，管理服務對象可能是朋友、同學甚至同村的親戚、族人，如何界定身份，能否宴請、收禮？

　　李煒認為，關鍵是看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輸送，是否會影響公權力行使。如果影響公權力行使，即使親戚也不行。

　　高波建議，可參考香港公職人員《接受利益公告》。《公告》嚴格限定收禮范圍，細致到政府雇員可接受父母、兒女和叔父母、舅父母、表兄妹、堂兄妹等親屬贈禮，但表嫂、表妹夫、堂嫂、堂妹夫、舅母的兄弟等除外；可接受私交友好之禮，但相互之間須無公事來往、非上下級關系。

　　問題3：“份子錢”能否回收？

　　有人提出，在相關禁令出臺前，自己送出去不少“份子錢”，現在自己家有了“紅白事”，能否回收允許范圍之外的“份子錢”？

　　在高波看來，如果此前確實送出去不少“份子錢”，可列出“清單”向組織報告，如獲準也可視作一種“救濟措施”。不過，顯然“不太具有操作性”。

　　李煒表示，既然有禁令，就不應該回收。對干部而言，既然選擇了公職，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放棄一些東西。

　　“我個人認為，公職人員收受禮金數額，人均不超過200元為宜。”李煒說。

　　問題4：是否小題大做、不近人情?

　　有人反映，受傳統文化和習俗影響，難免有少數干部特別是其家屬想不通、不配合，認為禁令小題大做、不近人情。

　　對此，媒體評論員張楓逸指出，禁令看似無情卻有情，既有利于預防腐敗、保護干部，也為干部減輕負擔，推動社會移風易俗。

　　“這是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實踐載體，‘小題’必須‘大做’。期待地方制度群的實踐效果評估。”高波說。

　　本文發稿時，記者詢問李青對婚禮的“規劃”，得到回復：“按規定辦，簡單、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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