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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息訪而“招安”訪民，為解決問題的初衷挺好，但若不走法治路徑處理問題，注定解決不了問題。

　　據新京報報道，5年前，李華成是個“偏執”上訪戶；從2013年10月到今年1月，他接受信訪局的“聘用”坐在辦公室里，成了信訪調解室的“李主任”；而如今他又站在接待大廳接待窗口前，重新做回了訪民……成都市民李華成的個人際遇被媒體聚焦。

　　從一個訪民變成被信訪局“聘用”的信訪調解室“主任”，幾個月后，又放棄這份“權力”重新做回了訪民，農民李華成的兩次身份逆轉，堪稱奇遇。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戲劇人生？歸根結底，在于當地仍未能用法治化手段解決李華成的信訪訴求。

　　這樣的“權力賞賜”，沒有將問題納入到法治框架下解決，也褻瀆了信訪，把權力當成議價的籌碼，鬧出了巨大的笑話。

　　訪民李華成能夠變成“李主任”，這樣的“升遷”，不是因為他有上訪經驗，可以用其“獨到”的經驗來化解矛盾。而是因為他的上訪行為，讓當地政府部門付出了巨大代價，從地方形象到維穩經費都“讓區里很頭疼”。于是，才通過這種“招安”的手段，既降低成本，又能將他變成棋子工具，達到暫時不出事的效果。

　　應看到，在當下，一些敷衍愚弄訪民的權力做派，極易被識破。“其實我是弼馬溫”，當李華成意識到自己頭上被戴著的那頂“官帽”的真正分量，自然也就會回歸訪民的真實身份。這意味著，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矛盾的雪球還會越滾越大，由此，才讓上訪成為公共治理的不堪之重。

　　這種信訪部門與訪民博弈的過程，就是當前解決社會矛盾方法的一種現實寫照。現在，一些地方處理社會矛盾，總是掉進“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晚解決”的思維怪圈，而簡單以行政手段來解決這種矛盾，看似容易提高效率，可以暫時應對民眾情緒和輿論壓力，但也會透支公信，也給社會治理帶來更大的困境。

　　把解決上訪問題扭回到法律框架下，這才是地方政府的必然選擇。李華成受聘信訪調解室“主任”后，職責就是“給訪民普法、講道理；勸說訪民盡量走司法程序；向訪民傳達信訪局工作難做的苦衷”。但輪到他走司法程序時，卻被告知“還是適合上訪”。這也道出了某種“不信法”的息訪模式的困境。而若遠離了法治路徑，不將訪民訴求納入法律框架下，而是把權力作為賞賜的工具，最終傳遞不出什么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