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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9歲的湖南乞丐朱得時，在乞討時收留多名女子，這些女子至少為其生過12個孩子，其中8個夭折，2個被偷，只有2個留在了他身邊，11歲的女兒至今沒有上學。當地村干部稱，朱得時生下這些孩子就是為了乞討。民眾曾為朱得時病重的孩子捐款，但錢都被他拿走，用于打麻將下館子。（7月1日湖南在線）
　　
　　從某種角度來說，即使作為一名“職業乞丐”，朱得時也是一個失敗者。很多像他一樣利用臟兮兮病殃殃的老婆孩子乞討的“職業乞丐”，已經在老家蓋起了樓房，過上了比多數施舍者更富裕的生活，但朱得時“乞討”這么多年，有時候“這孩子每個月乞討就能給我創收一萬多元錢”，卻仍然兩手空空，家徒四壁。這與他好逸惡勞的本性不無關系。
　　
　　朱得時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貧困者的另一種樣本——窮困潦倒卻又好逸惡勞，正常的救濟幾乎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本性，更無法改變他們的生活，他們并不討厭貧困，甚至反而喜歡貧困，因為恰恰是貧困讓他們有了向人伸手要求幫助的“本錢”，而且伸手伸得理直氣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朱得時們也可以被稱為“職業貧困者”。
　　
　　最不該陷入朱得時的生活之中的，或者說最需要得到幫助的，不是朱得時，而是那些成為他的生育和乞討工具的女人，和他與那些女人生的孩子們，尤其是目前還在跟著他的兩個孩子——那兩個被偷走的孩子，其生活恐怕都要不知比這兩個孩子好多少倍。很明顯，他沒有給孩子們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這不是因為他不能，而是因為他無心，孩子對于他的意義，更多的只是性的副產品和乞討的工具。可是，孩子卻不得不與這樣的父親生活在一起！
　　
　　朱得時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他甚至是一個違法者——他沒有讓早已到了學齡的女兒接受義務教育。對于這樣一個明顯不稱職的父親，當地政府部門卻顯得無能為力。看起來這不是政府部門的錯，因為他們并不是不想給朱得時一家提供幫助，也不是沒有積極地做過工作。但是，現實是，無論朱得時喜歡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兩個無辜的孩子卻不該與他們應該依法享受的生活無緣。而這，恰恰是政府有關部門的責任。
　　
　　朱得時的女兒無法入學，當地政府部門卻只能勸說朱得時，而不能采取任何強制措施，強力保障女孩受教育的權利。這并不是要將問題的責任完全歸咎于政府部門的無能和無力，因為它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目前我國對未成年人的法律保護仍然是欠缺的——既缺乏對當事人強有力的保護，也缺乏對責任人或責任部門強有力的懲罰機制。所以，必須在全社會達成“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共識，并建立起“兒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保障機制，才有望減少此類令人心酸的悲劇。
　　
　　文/張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