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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酒駕者特定關系人同罰，確實難逃“連坐”嫌疑，但這種嘗試未嘗不可：它既契合我國家庭和職業倫理關系的情境，也未違背立法法的規定。

　　據《法制日報》報道，近日，深圳市交警局向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提請修訂《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等，首次提出對駕駛人、乘車人之間具有上下級關系、父子等親屬特定關系人設定罰則，對酒駕特定同車人處以100元的處罰。此舉也引發爭議。

　　酒駕危害不淺，已是社會共識。2011年我國正式將酒駕入刑，贏得一片贊譽。這次深圳交警則開酒駕治理方式的先河，首次提出“對駕駛人、乘車人之間具有上下級關系、父子等親屬特定關系人設定罰則”，而在輿論場中，它引發褒貶不一的反應：有人說，“酒駕連坐”是越界打擊；也有人說，這對治酒駕不乏積極意義。

　　應看到，深圳警方并不是僅以一紙通告就開始實施對特定關系人的處罰，沒有為治酒駕而罔顧法律權威性，而是通過提請當地立法機關審議、討論、博弈，立足于形成共識的基礎上，爭取上升為地方性法規，體現了對公民權利義務設定的審慎性。這無疑值得肯定。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對酒駕者特定關系人同罰難逃“連坐”嫌疑。畢竟，機動車駕駛人是成年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與后果獨立承擔責任，同乘者雖負有某種道義層面的義務提醒責任，但卻并不具有法定勸阻的義務，因此也不宜由此承擔連帶法律責任。

　　這種看法確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成為審慎確立特定關系人同罰制度的理由，但未必是排斥這種嘗試的依據：一方面，在飲酒文化甚囂塵上、家庭和職業倫理關系較為看重的我國，賦予特定關系人提醒義務，源于特定關系人和駕駛者之間的人身、身份的內在關聯性。另一方面，立法法也并沒有完全阻止地方性法規創設一定范圍內行政處罰的可能性，特別是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立法更鼓勵其先行先試。

　　此外，這種做法在國外也并非沒有先例。比如日本法律就規定，對于為飲酒駕駛員提供車輛的人，同乘者和供酒人都要處以相應懲罰，甚至面臨刑事處罰。我國臺灣地區近年來也在探討“同乘連坐”處罰制度。

　　當然，從目前新聞素材來看，該制度設計還有亟待精細化的空間。比如在適用人群上，應對具有特定關系的人群做進一步細化的分析；在適用情形上，是否需要考慮主觀明知駕駛者飲酒和不知曉，未提醒或是提醒后被拒絕等情形；在適用的條件上不宜放得過寬，不妨以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作為限定條件。

　　說到底，在酒駕入刑的大前提下，通過對酒駕特定關系人同罰的嘗試，進一步壓縮和減少酒駕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對于當前社會不乏現實性。若深圳能通過完善、嚴謹的制度設計，形成酒駕治理的“特區經驗”，那也未嘗不是好事一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