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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被稱為“民告官”法的《行政訴訟法》在立案、判決等方面做出新規，禁止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干預、阻礙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難”。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介紹，我國行政訴訟有個特點，就是原告的勝訴率即被告的敗訴率低。10年前被告敗訴率占30%左右，近年來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11月5日《大河報》）

　　一個樸素得無法再樸素的法治理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這樣的法治意識下，倘若對“民告官”案的審理，完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哪怕“民告官”的勝訴率再低，也并不意味著司法的扭曲與不公；而舍此之外，即便“民告官”的勝訴率再高，也難有正義可言。以此來論，“民告官”勝訴率的高與低，并不能簡單置換為公平指數。因此，“民告官”豈能以勝敗論曲直。

　　然而，在現實中，“民告官”的勝訴率低，從10年前的30%降至現在的10%，甚至是一些省份的2%，并非“百姓無禮”，而是各種利益的干擾、各種權力的介入，讓“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如三座大山壓在“百姓”肩上，讓“政府能贏就受理、政府不能贏就不受理”等潛規則橫行。換言之，眼下的“民告官”勝訴率低，或許是“司法不公”所致。

　　如此現實下，審視《行政訴訟法》的大修，很有現實意義，因為這是保障公平與正義的前提。如新法明確行政機關“禁止插手”行政案件，就是意圖破除權力的直接干擾；如民告官案“上提一級”的管轄分類，也是為了避免錢權的干擾；再如行政機關若不執行法院判決，可直接處罰負責人……類似做法，就是對現實的一種制度回應。面對各種壓力、各種潛規則，新法的修改，的確能給人以極大的信心與期待。

　　不過，具體的效果如何，仍有待現實檢驗。但很顯然的一點是，法律是平衡人們利益最重要的武器，也是呵護社會公平與公正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權力能輕易取代法律，那后果的確不堪設想，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社會退步。眾所周知，依法治國早已是中國最強音，而依法行政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這樣的理念與看法，理應成為政府及有關部門堅定的信仰。如果法律不能成為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有力工具，那就意味著社會底線的失守與潰敗。

　　不能讓底線失守，就必須關注民告官的公平與正義。自然，就民告官的勝訴率而言，不患“低”而患不公。畢竟，要想讓民告官的勝訴率好看點，并不是什么難事，畢竟“民告官”勝訴之后，也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執行到位”才是民告官勝訴的終點。簡而言之，就“民告官”而言，不能只盯勝訴率，更要盯程序正義性與實體正義性。如果一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立案不難了、審理不難了、執行不難了，那么無論勝訴率是高是低，公眾都能接受，因為這呵護了最起碼的公平底線，而這應成為眼下改革與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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