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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以寧列出中國經濟十大問題，稱長期保持超高速增長會錯過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

　　厲以寧

　　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第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主要著作包括《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等。

　　厲以寧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孫冶方經濟學獎”等。他曾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2015年伊始，3本厲以寧經濟學專著——《只計耕耘莫問收：厲以寧論文選2011—2014》、《一番求索志難移：厲以寧論文選2008—2010》、《非均衡的中國經濟》(最新版)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應出版方之邀，1月12日下午，厲以寧在中國出版集團舉辦講座，談及當下中國經濟的十大問題。厲以寧表示，長期超高速的經濟增長給經濟帶來的害處很大，不僅會過度消耗資源、破壞環境并造成產能過剩，同時還會因此錯過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

　　什么是新常態？

　　新常態簡單地說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

　　中國前幾年經濟的增長是超高速的增長，這種超高速增長并不符合經濟規律。在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國家，可能有一段時間高，但是不可能長期這么高，因為這種超高速的經濟增長給經濟帶來的害處很大。大體上有五個不利，第一是資源過度消耗，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環境破壞；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產業出現產能過剩；第五是錯過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西方發達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都抓緊時機來技術創新，以便給經濟找出一條新的途徑。中國也應該如此，但是為了追求超高速的增長，忽略了這一點。

　　GDP的結構比增量更重要。我們現在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二位了，但是要論結構來講，我們跟日本還有距離。為什么？高新技術產業占經濟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小于日本。

　　對出口、進口的看法需要調整

　　出口越多越好，這是計劃時代觀念，因為計劃經濟年代我們受到外部的封鎖、抵制，外匯很少，出口越多賺取外匯越多，可以買需要的東西。

　　現在的情況變了，出口多，其他國家的進口就多了，出口就少了。這種國際貿易關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應該轉變，并不是出口越多越好，進出口基本平衡才最好。所以說觀念要變，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了，而且在國際上有重要地位，要跟人家做長遠的貿易關系，都是希望能夠在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條件下來做。

　　另外，外匯儲備也是應該根據國家情況考慮，并不是越多越好。因為外匯儲備越多，會帶來幾個毛病。所有的外匯儲備都是用人民幣換來的。企業出口創匯，然后根據國家結算外匯的辦法，把外匯賣給人民銀行，人民銀行付你人民幣。所以外匯的增加實際上表明了人民幣出口越多。有的外匯就存在那不動了，造成人民幣通貨膨脹。

　　高就業未必和高投資有因果關系

　　過去總是認為，要增加就業就必須高投資，高投資就能夠提供就業的崗位，就業崗位多，就業人就多，這個看法已經是過時了。

　　現在有些工地正在施工，要建一個現代化工廠，你到那里問問看，這個廠投資了多少億，會增加多少人就業？他給你回答是你預想不到的，我不但不增加就業我還要裁員，全部用機器人，哪用那么多人。

　　跟新常態相對應的是適度投資，不是從前那樣，投資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就業靠什么解決呢？靠適度投資，靠政策、靠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靠中、小、微企業發展。什么叫適度投資？含義是并不是全要國家投資，國家只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靠民間資本投資。民間資本投資，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方向。中國大量的中、小、微企業都是民間投資，它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這種投資是精打細算，不會鋪張、不會浪費，因為民營投資自己要付盈虧的。

　　高利率未必能抑制通貨膨脹

　　過去對待通貨膨脹，主要是什么辦法呢？提高利率，貨幣流通量就減少了。但是現在根據中國一二十年的經驗，已經表明了高利率不能夠、未必能夠抑制通貨膨脹。為什么？因為在經濟學里面，把國際傳遞的通貨膨脹不算，就從供給需求各個方面來看，通貨膨脹分兩類，一類叫做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一類叫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遇到的通貨膨脹，當時主要是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

　　進入21世紀以后性質變了，更多的是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成本提高了，物價就跟著上去了。

　　記得在前年，一個月調整一次銀行準備金率，全世界沒有這樣的，這個是很難動用的宏觀調控手段，結果物價還是控制不了。所以要技術創新，現在2008年以后全世界都認識到了要治理通貨膨脹，不能采取提高利率的辦法，而是鼓勵技術創新的辦法，一定要把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放到重要位置。

　　市場可以創造

　　我們所面臨的市場是一個動態的市場，而不是靜態的市場。比如說擴大內需，擴大內需重在擴大民間消費，民間消費增加還是挺慢的。原因很多，有一個原因可能是關鍵的，你在銷售運營方面沒有新產品出來。你要人家擴大消費，你得有新消費品。

　　我到服裝店看，看來看去這個式樣以前就有了，這個布料還是一樣，我要這個干嗎，我家里都有了，我買來干嗎？市場要創造，一定要懂這個道理。

　　現在用的手機跟過去的手機不一樣了，為什么？功能增加了。10來年前只是作為通話，現在的手機可以看電視、打電話、錄音、照相等等。

　　要有兩個假設、三種調節

　　現在談兩種假設，第一種假設是經濟學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種假設叫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人都是自利的，最低成本、最小代價、最大收益，這是一個假設。這種假設并不錯，但是現在顯然是不夠了，在今天的社會中一般都是認為應該是兩種假設。一個叫經濟人假設，第二種假設是什么？社會人假設，人不僅是經濟人，人也是社會人。

　　為什么提社會人假設呢？因為很多事情都處于經濟規律以外的。

　　比如說有兩個城市，A和B，A這個地方如果你去投資成本低、銷路廣、利益廣。B的這個城市成本比它高、盈利比它少，按經濟人假設肯定在效果最好的地方投資，有些人偏偏要到B那個地方投資去。為什么呢？經濟學不好解釋這個問題的，社會學可以解釋，因為實際生活中有各種考慮。

　　三種調節，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是用一只無形的手來支撐的。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節，政府用有形的手來支配的，有形的手包括法律、法規、制度、政策等等。現在有沒有第三種調節？市場的出現是幾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調節更晚了，是到國家形成了、政府出現了才出現。可是人類社會少說也有幾萬年了，在幾萬年時間沒有市場、沒有政府，但是人類社會存活下來，只能是道德力量調節，所以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

　　資源配置效率比生產效率更重要

　　在經濟學里面，長期以來所強調的是生產效率。什么叫生產效率？經濟學里就是投入產出的關系。比如說一個企業，它如果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效率提高了，這就是增加效率，或者在效益不變的情況下投入能夠減少也是一樣的。生產效率是有用的，也是值得關注的。

　　20世紀30年代以后，出現了第二種效率，就是資源配置效率。

　　假定投入總量不變，但是你可以用A方式配置這些資源，也可以用B方式配置資源。如果你用A方式配置資源，結果會得到A，用B方式配置資源于到方式是N+1，這就表明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這個排列出來以后，經濟學發展的變化，生產效率固然重要，但資源配置效率是更重要的。

　　為什么？因為生產效率主要是在微觀領域起作用，一個企業、一個單位等有微觀性。從宏觀角度講，更重要的是資源配置效率。

　　以我們國家來說，國有資產有“好多萬億”，如果使用不好、配置不當，這就是損失。改革就是讓國有資本，讓國有的資源能夠更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利用。

　　需要重視產權激勵制度

　　從經濟理論分析，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一個原理，利潤是物質資本投入者和人力資本投入者共同創造的，光有物質資本投入創造不了利潤，光有人力資本投入也創不了利潤。

　　既然如此，為什么利潤的分配只是讓物質資本投入者所享有，人力資源投入者不享有呢，只能從成本中的工資部分取得自己的報酬，這合理嗎？

　　所以很多經濟學家提出這樣不合理，明明是共同創造的，為什么我們只能從成本中的工資部分取得報酬呢？所以提出要分享，分享有各種辦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產權激勵制度，人力資本投入者根據貢獻的大小能夠分享利潤。

　　宏觀調控重在微調、預調

　　進入新常態以后，宏觀經濟調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觀經濟調控一定要以微調、預調為主，不要動不動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搖大擺，這是有害處的。

　　最大的害處在哪里？就是養成了宏觀調控依賴癥，沒有宏觀調控就不行了，削弱了市場調節的作用。經濟應該是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是畢竟是輔助性的。

　　經濟中本來是有內生機制的，宏觀調控太多了、太頻繁了，給抹殺掉了。從宏觀角度講，一部分人有小業主意識不是壞事，平衡了社會。宏觀調控不可少，但它必然是走向這樣一條路就是微調、預調。

　　經濟低碳化是新目標

　　任何一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都有充分就業、物價基本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現在來看，要升級到第五目標。因為人們的環保意識在增強，現在的環保概念與30年前不同。30年前只是有毒的不讓排，現在的環保概念改了，二氧化碳也不讓多排。

　　所以現在提出了第五個目標，就是經濟低碳化，這對我們的長遠發展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

　　談話整理/新京報記者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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