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習主席在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講：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不能有其他所謂的灰色收入，更不能有違法所得，否則就要受到查處和追究。這段話是講給部隊聽的，也是講給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聽的。廉政建設做到了這一點，“不能”才算真正見到成效！

　　裸官”本來是個貶義詞，但加上一個定語后，意思就完全變了，不信請看題！

　　習主席在軍隊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講：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不能有其他所謂的灰色收入，更不能有違法所得，否則就要受到查處和追究。這段話是講給部隊聽的，也是講給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聽的。廉政建設做到了這一點，“不能”才算真正見到成效；黨員干部自覺做到這一點，“不想”才算真正成為“新常態”。

　　千百年來，“權”“錢”二字，幾了多少人的“普世價值”。“權”為最，“錢”次之。權力附著了太多東西，不光是俸祿、宅第、田產，還有地位、榮耀，甚至子孫幾代都跟著沾光。概而言之，權是令人生畏的，官是令人艷羨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千萬億萬富翁指頭掰不過來，但老百姓嘴里最常說的還是咱們這個地方出了個某某官。各級官員原本應當珍惜這種特殊榮譽，但有的不在為民服務上知不足，而在貪圖享樂上不知足，欲壑難填、蛇欲吞象，讓“錢”綁架了“權”，最后被錢“撕票”，“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歷朝歷代，試圖將“權”“錢”剝離，甚至施行“高薪養廉”，但都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究其根本，千變萬變，權力的性質沒變，主仆的位置沒變。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倡導“天下為公”，可惜蔣介石逐漸背棄了這個信條，鬧來鬧去還是“四大家族”，最后只能沮喪地逃到一個小島上。只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共產黨人，與人民并肩作戰、為人民浴血奮戰，實現了權力的根本性革命，真正厘清了權為誰所賦、權為誰所用。他們把搞特殊看成“極大的恥辱”，從主席、總理，到開國元勛，連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都要自掏工資。這種自律自覺，怎能不讓那些“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的貪官腐吏們汗顏！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對當前引向深入的反腐斗爭，竊以為是我們黨的又一次權力革命。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入開展的作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決不是“運動式”“選擇性”的，簡單抓幾個國賊國妖、查幾起大案要案，而是高舉依法治國、依法治軍大旗，從源頭上根本上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斬斷助長腐敗的鏈條，不僅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而且把鑰匙交到人民的手上，讓制度來管人管事管權，讓人民起來監督黨和政府。否則，如何才能打破“歷史周期率”的“魔咒”，如何才能讓甲午的悲劇不再重演，如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現在，一些干部私下里議論 “為官不易”“當官是高危職業”，感嘆“當官的好時候”已經過去了。筆者以為，出此“酸言”之人立場雖偏頗，但我們若從正面理解也未嘗不可。習主席講：“我認為當好共產黨的‘官’是很辛苦的。我也沒有聽到哪一個稱職的領導人說過當官真舒服。”從這個角度看，當官是門辛苦活，說“不易”不為過。更主要的是，當官要擔責，拍屁股走人，那是要“打屁股的”；拍腦袋決策，那是要“掉腦袋”的，說“高危”也不無道理。至于“好時候已經過去了”，能有這樣“清醒”，也算是自知之明。黨中央、習主席對風氣建設一直抓下去的決心和意志是堅定不移的，再想過回那種“滋潤”日子，已經不可能了。

　　1901年，光緒在詔書中分析“中國之弱”的原因時說，“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公私之間有底線，權錢之間有紅線。黨和人民已經給了各級領導干部應有待遇，并且這些待遇還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水漲船高，除了這些正常待遇就不要謀求其他待遇了。各級領導干部，花自己的工資清清爽爽、舒舒坦坦，做一個既干凈又干事的“裸官”，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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