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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食物腐爛一樣，無論文化還是傳統習俗，一旦與“腐”字沾邊，就會串味、變味。書法本是賞心雅事，書協本是藝術凈土，可惜也因與之瓜田李下而鬧得不愉快，風波至今未息。“紅包”亦如此，本是人情社會禮尚往來的小“手信”，逢年過節給老人、小孩子派個紅包，以表敬老愛幼之情，結果也異化得面目全非。

　　本報記者20日從廣東省紀委獲悉，2014年廣東省各級廉政賬戶收繳“紅包”禮金6500多萬元，媒體以“相當驚人”形容。各級廉政賬戶一年收繳6500萬元“紅包”驚不驚人？去年10月，中紀委首次曬出一張“紅包”整治清單，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全國有10萬余人主動上交“紅包”及購物卡，涉及金額5.2億元。橫向來看，6500萬元“紅包”是相當驚人的。

　　透過6500萬元“紅包”這一滴水，以及2014年全省共查處地廳級干部95人，查處數量位居全國首位這一事實，公眾看到的是，全省紀檢監察機關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嚴明黨的紀律，堅持不懈改進作風；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初步形成“不敢腐”；強化教育監督、逐步構筑“不能腐”、“不想腐”防線的決心。反腐成就卓越，應該給全省紀檢監察機關點個贊。不過，6500萬元反腐大“紅包”，正面看是成績，挽回了損失、挽救了干部，背面看則是壓力，說明反腐任重而道遠。壓力與成績并存，它也對全省紀檢監察部門未來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官員主動上繳“紅包”，動機無非有二：一是“清白宣示”，二是“清白表演”。第一種情況，官員是真不貪財，囿于種種原因，無法明拒，只能將收得的“紅包”悉數退給廉政賬戶，上繳充公，求個心安與平安。第二種情況，少部分官員則把一小部分“紅包”上繳，作為“可持續腐敗”的成本，其收益就是對外樹立“清官”形象，為其繼續貪腐打掩護，此可稱為“清白表演”。據《廣東黨風》不久前披露，去年被組織查處的省打私辦原主任羅歐就這么做：偶爾向組織上交一點“紅包”、禮金，給人以清廉的印象，結果一查，發現其擁有價值數千萬的豪宅。兩種“紅包”對清廉度的貢獻有云泥之別，當區別對待。

　　一年收繳6500萬元“紅包”，說少不少，說多不多，財政也不差這點錢，公眾更愿意看到河清海晏，官場零腐敗，廉政賬戶零收入。因此，反腐要跳出“紅包”，從根子上醫治“紅包”現象。回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議題上，就是一個老話題了，該說的理都說完了，也都不難懂，剩下的便是執行度、執行力。2014年，反腐碩果累累，無論是“打虎拍蠅”的數量，還是糾正“四風”的成果，無論是巡視工作的廣度，還是推進紀檢體制改革的力度……都能讓老百姓從中感受到了猛藥去疴的決心和刮骨療毒的勇氣，許多人驚呼“沒想到”。未來，在繼續保持這種態勢的同時，需要將更多注意力放在腐敗防范的常態建設上，只有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筑牢“不能腐”的防線，“紅包”才能在官場上銷聲匿跡，回到民間交往的本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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