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張明發和鄒玉花夫婦在自家飼料店里。兩個月前，失散31年的兒子通過發傳單找到了他們。 新京報記者 王瑞鋒攝

　　袁鷹的尋親傳單。新京報記者 王瑞鋒 攝

　　為了尋找31年前因超生被計生辦抱走的孩子，四川簡陽的鄒玉花夫婦找遍了全市，甚至誤將另一個孩子當做了親生子收養了九年。

　　為了找到親生父母，31歲袁鷹(化名)把尋親傳單貼遍了簡陽多個鄉鎮。

　　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上午，袁鷹在簡陽市賈家鎮張貼的尋親傳單，被鄒玉花的一個鄰居無意中撿到，轉到了鄒玉花手中。

　　父母與兒子就此重逢。

　　被抱走的男嬰

　　58歲的鄒玉花是四川簡陽老君井鄉臥龍村農民，一輩子老實本分。2014年11月28日早上4點多，鄒玉花早早地醒來，透過窗外，門前的馬路還是一團漆黑。鄒玉花睡眠不好，一個人醒來時，她總是會想起自己的二兒子。

　　1983年農歷四月十九，27歲的鄒玉花誕下一名男嬰。此前，她已經有一個三歲的兒子。

　　時任老君井鄉黨委書記的吳太章和鄉計生辦主任夏仕群告訴鄒玉花，按照政策，超生戶要么交罰款，要么孩子被抱走。

　　鄒玉花的丈夫張明發，當時是負責管理牛羊車馬的村干部，與吳太章關系融洽，他希望把孩子留在身邊。

　　當時的鄉黨委書記吳太章說，四川作為全國的人口大省，計生工作非常嚴格，“一對夫妻只能生一個，第一胎是女孩兒也不行。”

　　留下這個男孩的代價昂貴。張明發被計生辦帶走結扎，家里1.5畝承包地被收走，并要上交1601元超生罰款。對于當時的農民來說，這是一筆天文數字。彼時，一名普通縣里干部的月工資大約是30元。張明發向親戚朋友借了1100元，湊齊了罰款。

　　當年10月6日，村會計到張家給這名男嬰上戶口登記材料，鄒玉花兩口子懸著的心總算落地。鄒玉花說，令她意想不到的是，3天后，50多名政府人員和警察，在賈家區(后改為賈家鎮)公安局領導和區計生辦主任帶領下，從鄒玉花懷里搶走了男嬰，退還了1000元罰款。鄒玉花和張明發抱頭痛哭。

　　吳太章證實了鄒玉花的說法，他清晰地記得，1983年，老君井鄉被抱走孩子的有兩家，張明發家是其中之一。

　　對于當年超生兒被計生人員抱走一事，昨日，簡陽市計生局一名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30多年前的事情比較久遠，計生局沒有當年的檔案資料，說不清楚。

　　孩子被抱走第五天，鎮上要求張明發開檢討會，用大喇叭對外廣播檢討實況。張明發成了超生戶“典型”。不久后，張明發一家離開了村子，搬到了賈家鎮上，賣肥腸和豬飼料為生。

　　一公里外的“尋親”傳單

　　這天上午9點半，天氣陰沉，因為生意平淡，張明發兩口很晚才吃早飯。

　　與此同時，一名男子和3名老太太在離飼料店一公里外的街上，散發著尋親傳單。

　　3名老太太就是這名叫袁鷹的男子雇來的。袁鷹一大早就駕車帶著她們和一厚疊傳單，從簡陽趕到這里。

　　“我要找我的親生父母。”袁鷹說。

　　31歲的袁鷹是簡陽市某鄉鎮人，他家所在的鎮子距離賈家鎮40多公里。袁鷹說，打四五歲起，他就從鄰居和父母口中得知自己不是親生的，而是縣計生局抱走的超生孩子，被父母領養的。“養父母以前夭折了兩個孩子，對我非常好。”

　　自從結婚有了孩子后，袁鷹尋找親生父母的想法越來越強烈，“就想知道親生父母什么樣，再不找人就老了。”

　　2013年10月，袁鷹來到簡陽市計生局查檔案，“我因為超生被抱走，計生局肯定有檔案。”但他翻遍了計生局辦公室所有的檔案資料，上世紀80年代的記錄，沒有抱孩子的一點線索。

　　對于當年誰抱走了孩子、孩子送向了哪里，簡陽市計生局一負責人表示，由于年代久遠，并無相關檔案記載，追查起來困難。但對于向計生局尋親的群眾，他們會提供信息查詢等相關力所能及的幫助。

　　去年3月的一天，袁鷹接到了簡陽市計生局的電話，說找到一個“疑似親生父母”，也是1983年被抱走孩子的家庭。袁鷹當時在齊齊哈爾做生意，當天飛回成都。

　　第二天，袁鷹掏了7000元，與“疑似父親”做了加急親子鑒定，但雙方并無血緣。“疑似母親”不死心，又執意自掏腰包和袁鷹再做一份親子鑒定，但結果仍是非親生。

　　“拿到親子鑒定的時候，那個媽媽哇哇大哭，我也挺不是滋味。”袁鷹說。“我們都失去了親人。”

　　2014年6月，袁鷹在簡陽市電視臺做了一周的尋親廣告，但毫無效果，這之后袁鷹決定發傳單找親生父母。2014年11月24日，他用銅版紙印了5萬份傳單，以一天一百塊錢雇了三個老太太發傳單，“簡陽全市55個鄉鎮，我把傳單發遍全市，肯定能找到親生父母。”袁鷹說。

　　根據袁鷹從計生局內部打聽到的消息，自己當年應該是本地超生的孩子，而不是從外地抱來的。

　　11月28日上午，袁鷹發傳單的第五天，發到第十一個鄉鎮——賈家鎮。

　　這些傳單被張貼在賈家鎮的大街小巷，塞在過往路人的手中。

　　誤尋的兒子

　　上午10點多，張明發兩口坐在飼料店門前打發時間。

　　賈家鎮中學門口，鄒玉花的鄰居張文順(化名)，看到這些傳單上印著花花綠綠的字，撿起一張。回到家附近，張文順還拿著傳單。鄒玉花隨口問，“你拿的是什么？”

　　“一個娃兒在找親生的媽和老漢兒。”張文順說，并把傳單給了鄒玉花。

　　鄒玉花仔細地閱讀這份傳單：“本人，男，1983年出生是因當年親生父母超生，被簡陽縣計生辦抱走，抱走時只有幾個月大，現迫切想尋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有知道1983年簡陽縣內因為超生被抱走男嬰線索的請與我聯系。”

　　鄒玉花的心里頓時咯噔一下。多年來，坐在門口沒事時，鄒玉花總是忍不住想起只哺育了半年的小兒子，“該結婚了，或許孩子都有了。”

　　孩子被抱走后，張明發從簡陽縣計生局打聽到，所有超生被抱走的小孩都有分配計劃，被送給單身漢或沒有孩子的家庭。他的小兒子先在一個退休老婦家里寄養了四天，后分到了平泉區(后改為平泉鎮)一戶人家。

　　在平泉區金魚鄉，張明發打聽到，一個王姓單身漢剛收養了一名男嬰，與自己的小兒子年齡相似，但他還沒有找到這戶人家，就被金魚鄉政府的人趕走了，“他們說找人有罪。”

　　老實的張明發此后再也沒尋找過孩子，“政府做主給了別人，就是人家的娃了。”

　　張明發夫婦沒有想到的是，1997年，當年沒找到的王姓單身漢，竟然找到張家，并送來一個14歲的男孩，“那個單身漢說，這就是我們當年被抱走的兒子，他養不起了。”

　　張明發將信將疑——男孩的頭上只有一個“旋”，“但我頭上有兩個‘旋’，我兒子應該也有兩個‘旋’。”

　　為了打消疑慮，張明發帶著男孩到簡陽第二人民醫院，鑒定是不是親生的，醫生告訴張明發，按照血型推測，“差不多是親生的。”

　　兩口子對這名男孩傾盡心血，“送他讀書，當兵，復員后送他去駕校，給他攢錢買了輛小貨車。”但在撫養了9年之后的2006年，這名男孩不辭而別，與張家斷絕了聯系。

　　張明發夫婦十分傷心，“我不怪他，他應該是知道自己的身世，去找親生父母去了。”

　　他們從此盡量不再提小兒子的事情，仿佛這個人從未出現過。但2014年11月28日上午，一份尋親傳單，再次點燃了鄒玉花的希望。

　　她決定，給傳單上的這個人打個電話。

　　認親

　　10點半左右，袁鷹的尋親熱線電話響起，打電話的正是鄒玉花，“我在1983年丟了個娃兒，我們見一下子嘛。”

　　接到電話后，袁鷹并沒有十分激動。五天來在十一個鄉鎮散發的傳單，讓他每天都能接到五十多個像鄒玉花這樣尋親的電話。

　　此時，外出散步的吳太章也看到了傳單。吳太章退休后，搬到了賈家鎮上居住，與張明發相距不到兩公里。但兩家沒有再來往過。

　　不到10分鐘，一輛轎車疾馳而來，停在張明發店門前。

　　剛下車的袁鷹還未來得及寒暄，張明發跑過去一把拉住他，要“看腦殼”。“我是‘雙旋’，你上來就看腦殼，很有可能哦。”袁鷹說。張明發夫婦和袁鷹三人當即趕到了成都一家醫院做DNA親子鑒定。

　　這是袁鷹第四次來做親子鑒定，醫生很熟悉他了，笑著說，“希望你這次能找對。”

　　雖然鑒定結果沒立刻出來，但張明發和袁鷹的眉眼棱角十分相像，袁鷹暗自認定，張明發夫婦就是自己親生父母。他停止了發傳單，回到東北邊打理生意邊等結果。

　　半個多月后，12月16日，袁鷹和張明發夫婦都拿到親子鑒定，結果顯示，鄒玉花是袁鷹的生物學母親。已經回到齊齊哈爾的袁鷹第二天便趕回簡陽市賈家鎮，沖著張明發夫婦喊爸媽。

　　1983年農歷十月初六，張明發給兒子取名叫張華勇，“希望他勇敢地生活”。3天后兒子被抱走。

　　2014年11月28日，張明發夫婦再次見到兒子時，這天是農歷十月初七，“整整31年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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