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為籌錢治療金秀蘭的尿毒癥，兒子齊金光準備登報售賣10年青春，得到好心人10萬元救助挺過難關，今年2月終于獲得腎源成功進行移植，術后，齊金光將母親每次小便的時間和量都認真記在小本上。新京報記者浦峰 攝

　　昨日，在解放軍309醫院進行術后治療的金秀蘭坐在病床上等兒子返京。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這些年來什么都沒給兒子，除了負擔。”做完腎移植手術沒多久的金秀蘭，躺在解放軍309醫院病床上又想起了兒子，說著說著就流眼淚。

　　這是金秀蘭患上尿毒癥以來，齊金光第一次把母親獨自留在外地，因作為錦州松山派出所代理副所長，他不得不回去處理工作上的一些事。而10年前，當齊金光還只是警校生時，金秀蘭就患上了尿毒癥，當時為了籌錢救母，齊金光曾跑到報社準備登廣告：“籌10萬治病款，愿免費為對方打工10年。”

　　兒子考上警校母親查出尿毒癥

　　金秀蘭今年54歲，過去近11年一直生活在尿毒癥晚期的病痛中，依靠透析維持，她的右眼已因長期透析導致的高血壓失明，左眼殘存視力僅有0.6，3米遠的電視里只能看見人影子。

　　今年2月，近10年的等待，她終于等到腎源并接受了移植手術，擺脫了浮腫的身體骨瘦如柴，干巴的胳膊有深紫色痕跡，和突起近5厘米的大包，“都是透析留下的。”

　　尋常人很難堅持如此長期的透析，金秀蘭回憶每次透析后都有一天“像個死人”，好不容易緩過來又要再來一輪，但她有個不離不棄的兒子齊金光，獨立支撐這個低保家庭走過了11年的求醫路。

　　11年前，在得知齊金光考上遼寧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后的第9天，金秀蘭被確診為尿毒癥晚期。

　　“之前只是覺得身上沒勁。”金秀蘭不愿影響即將高考的兒子，將就醫時間一推再推，沒想到患上的是這治不起的病。

　　要么腎移植，要么長期透析續命，無論哪種對于這個拿低保的家庭來說，都是無能為力。

　　“醫生跟我兒說，不透析或者換腎，你媽媽只能等死。”金秀蘭說當時想過放棄，但被兒子拒絕，“他說有媽的地方才是家。”

　　乍聞噩耗，齊金光第一反應是“蒙了”，“像天塌下來一樣”，回家前他跑到路邊哭了半宿，之后調整情緒回家安慰母親。

　　“我必須得樂觀。”1984年出生，當時剛滿20歲的齊金光，決定撐起這個家為母親治病，他將自家住的小兩居賣了53000元，為母親籌到了第一筆救命錢。

　　用光賣房款欲登報“賣青春”

　　確實如金秀蘭所說，尿毒癥是個“治不起的病”。

　　每周三次透析，每次400元，再加上其他治療費，金秀蘭每月治病要花1萬多元。53000元賣房款，很快就被用光了，而金秀蘭的病情，也拖不到醫保報銷下來再去治。

　　那時齊金光已經讀大二，為省錢在學校撿瓶子，經常到廣告欄尋找合適的招工信息，還自己發過打工傳單，“掃廁所、搓澡、端茶倒水……都能干”，但對于高昂的透析費，這些都是杯水車薪。

　　沒有辦法的齊金光，最終硬著頭皮走進報社，希望刊登一份預售自己青春的廣告，以“愿意免費給對方打工十年”，來為母親籌集10萬元的治病款。

　　齊金光是背著母親做的這個決定，父親也支持他，“我爸說，你媽沒白疼你。”

　　雖然這份“賣青春”的廣告未刊登，但齊金光作為報道對象出現在很多新聞中，“警校生售青春救母”的新聞被廣為轉載，也為母親的治療帶來了轉機。

　　2006年3月，一通電話打到了齊金光寢室，對方要走了他的銀行賬號并表示會匯款幫忙，卻叮囑不要試圖尋找自己，“他說，不需要報答，要我將來做個好警察。”

　　齊金光的賬戶如約匯入10萬元，捐款人卻再無音信，“毫無蛛絲馬跡”，他曾到銀行詢問對方信息無果，“他曾說過跟我見一面，后來又說忙著出國，就再沒消息”，連“恩人”的來電號碼最終也無法撥通，唯一的印象是大約40歲，說話言簡意賅。

　　“只能記住人家的囑托，做個好警察。”身為“準警察”，齊金光在剩下兩年的警校生活中一邊打工賺錢，一邊帶母親透析，“生活費和學費都是自己掙的，人家的錢全用來治病。”

　　直到2009年，齊金光畢業，成為錦州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的一名基層民警。

　　兩點一線為母奔波尋腎源

　　匿名好心人捐助的10萬元，解了齊金光的燃眉之急，畢業入職后，齊金光四處為母親尋找腎源，因為他和父親都是A型血，無法為O型血的金秀蘭供腎。

　　齊金光的生活固定成了派出所和醫院的“兩點一線”，在維持每周三次的透析外，他還利用周末前往武漢、沈陽等城市，為母親尋找腎源。

　　經濟上的窘迫始終伴隨著他，為省錢全家人住在錦州郊區的出租屋內，每月租金700元；同樣為了省錢，他出行只坐最慢的綠皮車，到沈陽都要“晃悠”三四個小時。

　　“夜里趕車，凌晨5點半到醫院排隊。”排腎源的奔波中，齊金光通常用礦泉水加面包的套餐打發自己，“能省就省”。

　　日常生活同樣如此，20多歲他極少買衣服，“別人家的孩子買新衣服，出去玩很正常”，金秀蘭說起兒子的困苦就掉眼淚，“他只買十多塊的衣服，還得是必須買的情況下。”

　　但在松山派出所所長沈軍的眼里，齊金光完全不是身負重擔的樣子，“天天樂呵呵，看著沒愁事兒。”沈軍還是在兩年前，詢問齊金光為何總周末調班，才知道他母親常年透析的事情。

　　“從沒耽誤工作，”沈軍說，齊金光是所里勤奮的榜樣，6年里沒休過年假，他負責內勤和臺賬等瑣碎工作，有時也出警，所里人員不夠每三天還要安排24小時值班，齊金光從不推辭，“開會都拿他做榜樣。”

　　工作6年里，齊金光立過三等功，逐步被提升為代理副所長，還成為松山分局的后備干部，“他的成績有目共睹。”

　　尋找腎源近10年，齊金光等來了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好消息，有了合適的腎源，可20萬元的移植費用又難住了他。

　　沈軍知道后，讓齊金光帶著母親立即出發。

　　而他自己連夜向4個朋友求助，為齊金光湊夠了這筆救命款，“這是急事，沒想過他能不能還。”

　　攢了6年的年假一次請完照顧母親

　　兩次絕處逢生，金秀蘭終于熬到了腎移植手術完成。因之前齊金光也曾帶著母親在解放軍309醫院求醫，主治醫生建議他帶母親進京接受術后治療。考慮到北京離錦州更近，母子倆3月初，搬進了309醫院的病房。

　　為了更好地照顧母親，齊金光將此前6年積攢的年假一起請了，全程陪護母親。

　　他在病房陽臺搭了個折疊床，悉心照料母親的飲食起居，“男孩兒女孩兒的活他全干了”，金秀蘭心疼兒子，“他一米八的大個子，現在只有110斤，上學時還有130斤呢。”

　　齊金光覺得挺好，能陪著母親讓他心里踏實，他笑稱折疊床是“狗窩”，因為“誰家養小狗不都那么鋪床嗎”。

　　27日，所里有急事，齊金光只能返回錦州，這也是多年來他第一次將母親獨自留在外地，“擔心”，他按點給媽媽打電話，提醒吃藥并把尿量指標情況記錄在小本子上，“計劃著周日(29日)回北京。”

　　計劃趕不上變化，昨日上午聽金秀蘭說有指標增高，齊金光立刻乘車返京，“路上就開始胡思亂想”，他極力說服自己，這是正常現象。

　　乘地鐵到四號線安河橋北，為省錢齊金光步行近2公里回到醫院，看到母親才徹底放下心。

　　“還要一年多，才能徹底穩定下來。”金秀蘭總覺得自己耽誤了兒子，“知道家里這個樣子，連個對象都不談。”

　　齊金光覺得沒啥，“家里過不好也沒那個心思”，他現在還欠了30多萬元外債，以每月3000元的工資，不知要還多少年，不過至少給媽媽換了腎。

　　金秀蘭則盼望著，能安穩度過術后這一年，然后兒子好好相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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