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來，成都有多名國企高管被查處，其中6家國企一把手落馬引起社會高度關注。這些政商雙棲人的成功故事各不相同，落馬的原因卻如出一轍：作為從體制內走出的“紅頂商人”，他們手中既握著政府賦予的“硬權力”，也握著企業和市場賦予的“軟權力”。與雙重權力伴生的雙重風險最終吞噬了他們的良心和黨性。

　　戴曉明，曾先后擔任成都市青白江區區長、區委書記，成都市經濟委員會主任，成都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戴曉明因受賄1400余萬元以及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平興，曾先后擔任成都高新技術開發區規劃國土局局長、規劃建設管理局局長，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2014年，平興因受賄1118余萬元、2萬美元，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徐彪，曾先后擔任成都市青白江區財政局副局長、局長，成都工投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成都工投園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成都匯廈住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成都浦發工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徐彪因受賄270余萬元，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6個月。

　　既然升不了官，就想著怎么發財

　　戴曉明：我當上區長以后，一直有一個目標，就是希望有一天走上副市級領導崗位。看著與我資歷一樣或年輕很多的人一個個走上重要崗位，感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比別人差，心里總感到委屈。特別是從經委主任到工投集團，從黨政重要部門到企業，隨著年齡的增長，感覺政治目標完全落空，人生的路越來越窄、越來越短，就想用金錢補償。

　　平興：入黨，特別是為官，就是選擇安貧樂道，選擇去直面種種誘惑的考驗。我不是生活、工作在一個真空里，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各種潛規則層出不窮，社會上的攀比之風也日盛，要安貧樂道、為人民服務確非易事，我稍有放松，即同流合污。

　　徐彪：在我內心深處，始終有個“私”字，它常常左右我的思想，令我不能以一種平靜的心態面對一切。“私”字作怪，就會凡事以是否有好處、能否有回報的角度去考慮，在實際工作中的多個環節缺乏自我約束的能力。

　　被“朋友圈”深度套牢

　　成都國企系列腐敗案表明，落馬高管驕人的業績背后，是錢權交易的罪惡勾當。而在權錢交易的背后，總有一個由掮客、商人和國企高管構成的“腐敗共同體”。在這些國企高管的“朋友圈”中，潛規則吞噬了市場規律，暗中勾兌取代了公平競爭，國企高管們的一次次“順勢而為”將自己推向了深淵。

　　戴曉明：一些朋友和老部下給我拜年、過生日，我想都是“人情”也就收下了。還有一些我幫助過的朋友，讓他們的企業走出困境，出于感謝也十萬、幾十萬地送我，我也當成“人情”收下來。在與人的接觸中，我的社交圈迅速擴大，看到一些老板一擲千金的瀟灑、花天酒地的生活、紙醉金迷的猖狂，想著無非是錢在支撐他們，心里就不服氣。對于他們的拜年感謝，原來也不要，但想到是朋友盛情難卻，是人之常情，就收下了。

　　我的妻子交往圈子擴大后也和人家比，跟著人家學，投資購房、玉器，而要支撐購房和玉器的開支，沒有大量的資金是不行的。這也助長了我后來對禮金、賄金不問青紅皂白統統收下，讓自己劫難當頭。

　　平興：從我的違紀違法事實來剖析，除了一般交往中接受紅包禮金的違紀情況外，接受大額現金或干股、好處費等情況均發生在交往多年、甚至十多年的一些企業和企業家身上，且幾乎都對我做人做事方面有一些認同感。在這樣的交往之中，漸漸模糊了工作與朋友關系的界限，在一些項目合作上，實際已蛻變為利益均沾的共同體。

　　徐彪：在平時的交朋結友上，我良莠不分，平常一起吃吃喝喝、稱兄道弟，關鍵時候卻守不住底線。平時我的生活習慣不健康，常是吃、喝、唱歌、搓麻將，這些活動占據了我8小時之外的大部分時光，很少有心思去考慮工作上的事情。

　　國企權力巨大，效益好就能遮百丑

　　國企高管緣何頻現“能干能貪”現象？反腐專家表示，這一現象表明，過去許多國企未把反腐倡廉建設融入企業中心工作，企業高管權力過大、運作透明度不高；企業監事會嚴重缺位；相關國資監管部門未能很好履行監督檢查和日常巡查的職責。

　　平興：國企擁有巨大的權力，掌握著對土地、建設、項目、資產、資金、資源等巨大的支配權。由于國家的法治環境、公眾監督的體系尚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微觀制度也未達到科學的程度，具體工作中“人治”的情況仍較為普遍。在此環境中為官或經營國企，對人的考驗是巨大的。特別是市場經濟在完善過程中，存在巨大的利益“黑洞”，各種利益集團會盯上政府或國企在資源配置上擁有的主導權，讓權為利所用。

　　成都高新投資集團進入快速發展期后，企業規模擴大迅速，我沒能在風險管控上進行專業化的建設，加上我在組織的信任下，董事長、總經理一肩挑，權力進一步擴大，導致在幾個開發項目的合作中都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工作層面來分析根源，公司制度缺失，流程不完善，風險控制手段不足，我作為主要負責人決策權過大。

　　戴曉明：一方面自我安慰收的只是朋友的禮金，都是他們主動送我的，不是權錢交易的結果；另一方面，企業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只要效益好就一肥遮百丑。每次中心組學習會上，我也大講廉潔從業，要求每個國企領導做人有原則，做事有底線，交友要謹慎，權力莫亂用。而自己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

　　記者后記

　　成都國企系列腐敗案中，落馬高管無一不是業績能人。他們本可發揮自己的才干，為國家做出貢獻，卻無一例外地倒在了賄賂之下，令人痛心。凈化市場、破除潛規則亟須從完善國企監督機制入手，完善國企信息披露制度和職業經理人制度已成當務之急。國企的發展不僅需要精通業務和廉潔從業的“能人清官”，更需要科學合理、監管有力的制度設計。

　　最強的殺傷力來自“朋友圈”

　　在許多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中，或多或少地談到一個共同的細節：交友不慎。在畸形的政商關系影響下，在最大的腐蝕力量作用下，一些官員的“朋友圈”演變成沆瀣一氣的“共腐圈”。心懷貪欲的官員成了被熟人、朋友、老板們“圍獵”的對象，一步步逾越黨紀國法的底線，暗中進行利益勾兌，最終淪為階下囚。

　　“熟人的殺傷力最強”

　　河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原廳長、黨組書記劉洪濤，2014年接受組織調查，目前，其涉嫌受賄犯罪案已被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

　　劉洪濤：熟人面前，容易失去原則，經不起勸說和誘惑，該收不該收的都收了，該做不該做的都做了，最終自己陷進去了！更加嚴重的是在熟人面前容易喪失警惕，理智失去控制，防線失守，底線突破，干出犯法的事。我犯的幾筆大額案件都在這種情況下發生，所以說熟人的殺傷力最強。

　　駐馬店市原市委書記劉國慶，2014年接受組織調查。他曾長期在河南省公安廳工作，歷任政治部主任、副廳長、常務副廳長。正是當年的那些同事、朋友將他拉下了水。

　　劉國慶：我剛到駐馬店工作，幾個曾做過公安的老板就圍上來，整天圍著我轉，好話說盡。其中一個從為我鳴不平開始，對我說：“老首長太虧了，全省公安機關的同志都知道上面對您不公，我們一定支持好您。別的大忙幫不上，當好您的經濟后盾和服務員，隨叫隨到。記住，您在哪，我一定會在哪，一定得把您捧上去。”我聽了很感動，就放松了警惕，跟人下水。有的主動攀親戚、山盟海誓，結果是打著我親戚的旗號出去辦事。回想起來，都是一場場騙局，我則被人當作了“道具”。

　　周口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朱家臣腐敗案，2015年2月被中央政法委通報。他的所謂“朋友義氣”實質上是慷國家之慨、行個人方便。他的不少個人花費是在當地政法委機關財務支付報銷，有些則是在基層單位隨意報銷，以至于有些基層單位對朱家臣唯恐避之不及，心生厭惡。2007年至2013年間，朱家臣將個人宴請及購物的費用交由所屬政法機關財務報銷，貪污公款44萬余元；此外，收受賄賂650余萬元；收受下屬單位和個人的紅包、禮金183.8萬余元；與他人通奸。

　　朱家臣：隨著個人地位的上升，加上人們“稱贊”我“平易近人、熱情誠懇”，使本來就很在乎朋友看法的我，在與朋友的交往中顯得過于“灑脫”“大方”，“別人敬我一碗水，我還別人一桶水”。對有恩于我的人，我定期看望。尤其是在與書畫界和異性朋友的交往中，我更注重個人形象。為此，我先后購買了許多針織品、工藝品和文化用品，并饋贈與人。這樣日積月累，不少國家的錢財就揮霍掉了，自己也在自我陶醉中毀掉了。

　　“朋友圈”里老板多，官員易患“紅眼病”

　　平頂山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市規劃委員會原副主任王金山，曾先后擔任過平頂山市衛東區副區長、區長、區委書記。他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公款205萬余元；先后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507萬余元。2014年8月，他因貪污、受賄獲刑18年。王金山的心理失衡分兩個階段，具有一定代表性。

　　王金山：走上區長、區委書記崗位后，手中有權了，說話算數了，找我幫忙辦事的人也多了。看到與我打交道的煤礦主、房地產老板，一個個都非常富有，年收入動輒幾百萬、上千萬，我開始心態不平衡，有了“紅眼病”。認為他們賺錢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還要承擔很大的責任風險，工資又那么少。在這種扭曲的攀比思想支配下，自己開始私欲膨脹。

　　到人大工作后，權力縮水了，前呼后擁的場面少了，請吃送禮的少了，失落感也逐漸增加。業余時間，我經常去個體、私營企業的老板朋友那里喝茶聊天、吃飯喝酒。在朋友感情、哥們兒義氣的驅使下，我利用在人大分管城市建設和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權力，積極答應幫助個別朋友、企業老板。不該為他們督辦的問題，也幫助督辦了；不該對他們企業過問的事情，我也過問了；不該為他們企業解決的困難，我也幫助解決了。從逢年過節收受他們的禮金，到違法加入企業入股分紅，以至于后來一發不可收拾，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淵。

　　“小意思”積成“大金山”

　　河南省水利廳原副廳長、黨組副書記王建武，在省水利系統工作長達30多年，是水利領域的學者型官員。目前，其涉嫌受賄犯罪一案已被提起公訴。

　　王建武：由于我長期在一個系統、一個崗位上工作，結識了許多同事和朋友。由于沒有正確地看待和處理好工作和友情關系，養成了逢年過節送錢送卡就收的風氣。任職副廳長初期，當他們送來禮金禮卡，打著“人之常情、利益之交”“錢是小意思，心意要收下”等理由時，我也曾拒收過，弄得雙方非常難堪。在我收受的大量禮金、賄金中，有許多款項是在單位同事朋友“小意思”、“沒問題”的再三勸導下收受的，由最初的2000元、3000元上升至5000元甚至上萬元，導致“小意思”積成了“大金山”，“沒問題”積成了“大問題”，最后自己難以自拔。(記者甘泉)

　　記者札記

　　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權相交，權失則去。河南省5名廳官的懺悔書，為那些喜好前呼后擁、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的領導干部敲響了警鐘：交友當慎重，底線應牢記。

　　社會上有很多想鉆權力空子、投機取巧的人，往往從那些意志不堅定的官員那里尋找“突破口”。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有些黨員干部之所以能被拉下水，根本原因還在于自身免疫力不強，給腐敗留了“口子”。

　　廳官們的反思也為構建新型的政商關系帶來啟示。構建新型的政商關系，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厘定和嚴守權力邊界。領導干部親商安商、優化發展環境是職責所在，但擔起責任，還要堅持原則，應和商人朋友結成公私分明、公開透明、相敬如賓的君子之交，關系從“過度親密無間型”變成“適度保持距離型”。

　　對企業來說，貪腐賄賂行為、潛規則、暗箱操作等，都是市場經濟、企業發展的共同敵人。企業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務和便利，但應僅限于法律框架內，不能拿利益去賄賂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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