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您想讓看信的人，知道什么呢？

　　錢立：我想讓別人知道，我們城管其實……在執法部門當中，也是一個弱勢群體。

　　用“弱勢群體”形容自己，這多少讓人有些意外。根據199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或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此后通常意義上的“城管”和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就此誕生。然而多年過去，在所有執法領域里，最復雜、最容易受到攻擊也最考驗執法者綜合素質的“街頭執法”也就是城管，卻連明確的執法依據都并不具備：

　　錢立：城管整個建制不太規范，不太全，沒有一個從國家層面到地方一個統一的頂層設計。現在基本上就是每個地方按照實際的需要，各自為政。也沒有一部專門屬于城管的法律，來指導我們的日常工作。

　　記者：如果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指導，它可能會導致一個什么結果?

　　錢立：就會導致各地的執法過程中，出現混亂。

　　記者：是不是沒有規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錢立：是的，就是我們的執法依據并不具有說服力。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調查，86.9%的受訪者遇到過城管與商販發生沖突的狀況。在一些城市的市民滿意度調查中，城管遠低于公安和交警。

　　“小販朋友們，我們已經厭倦了整天追追趕趕，相信你們也不再想繼續成天提心吊膽，躲躲藏藏，走街串巷的叫賣生活其實也辛苦而不穩定，不如讓我們一起好好想一想，規劃一下今后的生活。”

　　不知是不是巧合，記者去年曾做過一篇報道《戴“谷歌眼鏡”的城管》，采訪對象“80后”的蔣佚凡也來自常州天寧區城管執法大隊，是錢立的同事。錢立告訴記者，如今小蔣已經不再用“谷歌眼鏡”了，眼鏡被執法大隊作為“文物”收藏了起來。

　　而不管是一個眼鏡，還是一封信，之所以能瞬間被社會“放大”，背后其實是全社會對于“暴力執法”的掙扎和求解。從成都出動“美女城管”，到杭州設立“城管和事老”，再到小蔣的“科技改變執法”和錢立的“請你聽我說”，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從“執法型城管”到“服務型城管”的道路：

　　錢立：服務型城管就是比如我們看到有一些店外占道經營的、無照流動經營的，我們會先上門發放告知書，然后提示寫清楚了，上述行為違反了哪些規定，勸說他們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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