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受賄關照企業

　　羊城晚報記者通過檢察院披露的起訴書看到，2011年海關總署發文要求對進口大理石企業進行專項稽查，深圳海關根據總署部署制定出應接受稽查的企業名單。2011年9月，深圳海關稽查處機動稽查一科科長甄某超、帶著黃某寧等人到深圳某石材公司和深圳市某實業公司進行稽查，發現兩家公司都存在偷稅漏稅的問題。稽查期間，該石材公司執行董事鄭某（另案處理）通過該實業公司總經理李某（另案處理），希望花錢“搞定”。李某是原海關工作人員后下海經商，在海關有不少“人脈”，于是找到甄某超和分管稽查一科的副處長黃洲洲，請求“關照”并表示愿意給付好處費。

　　經商議后，黃洲洲和甄某超提出好處費的標準為380萬元。隨后，李某先后將300萬元現金交給甄某超（甄某超將其中的120萬元現金交給黃洲洲、將其中的50萬元現金交給參與兩公司稽查的經辦人黃某寧），另先后將人民幣80萬元現金送給黃洲洲。拿到好處費，幫忙自然很賣力，于是在黃洲洲與甄某超等人的幫助下，最終稽查一科對該石材公司作出未發現問題的稽查結論，對該實業公司僅作出補繳部分稅款和滯納金的處理。

　　抱團腐敗三人被查

　　黃洲洲被帶走，一度讓自知“有事”的同案犯甄某超也坐臥不安。于是，為爭取從輕處理，甄某超主動跑到紀檢監察部門自首了。最終，因在這一單稽查中涉嫌共同收受巨額賄賂，三名海關工作人員“抱團腐敗”而均被查。

　　對此，深圳市人民檢察院主任檢察官張娜介紹說，在本案中，出具稽查報告需要經辦人員草擬，報科領導審批、處領導審批等，最終才能發出。相關人員對這種明顯有問題的企業違規幫忙，就是用“利益”這個紐帶，將幾個環節的人員緊緊捆綁在一起，當大家互為利益依托時，就會形成攻守同盟的保護機制。“這樣就成了腐敗共同體，才能違規操作，且各自似乎也就放心了。”

　　而同樣在2014年案發的深圳沙頭角海關腐敗窩案與皇崗海關腐敗窩案，也都閃現著“抱團腐敗”的影子。“這種抱團共同腐敗的利益機制，必須予以打破，否則，不僅會傷害案發單位的執法公信，也容易毒害所在單位的廉政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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