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

沒能抓住“養老”機會

家鄉沒有親人愿意接納，回到四川的陸旭軒又一次進了救助站。

幸運的是，在救助站，他獲得了學電腦的機會。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電腦基本技術。

本以為可以憑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沒人需要一個半路出家的電腦進修學員。

救助站為陸旭軒找了份工作，專門為流浪者開設的福利工廠。每個月能拿兩千塊工資，繳納四種社會保險，“這工作太好了”，當時十幾歲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養老金了。”

可惜陸旭軒最終沒能抓住這個好機會。每天八小時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車礦渣中找出鎂、鋅、銅等金屬渣。有人負責巡視，一堆礦渣中必須完全淘干凈，礦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見金屬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體殘疾的陸旭軒，完成任務太困難。

廠里只提供了灶臺，工人需要自己做飯，陸旭軒手腳不利索，別人做完飯開工了，他的灶臺剛生起火。為省時間，他買來一瓶醬油，醬油燜米飯，他吃了整整一個月。

一個月后，陸旭軒不甘心地離開了工廠。“我現在也覺得遺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懷揣20塊錢，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車。“還是北京吧，大城市，養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撿得多”。

面對要求補票的乘務員，陸旭軒憋了很久才敢說話，“我得拿出京腔來，得讓他們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沒有地方落腳，不愿乞討，不愿去撿剩飯，陸旭軒在北京陷入了絕望。

最餓的時候，兩三天沒找到飯吃。經過一個派出所時，陸旭軒沖了進去，“我餓死了”，派出所的民警為他湊了五十塊錢。

他找了家面館，先點了碗面湯，“餓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點湯把胃撐開”，這是饑餓賦予他的經驗。

對于那頓飯的回憶，陸旭軒說，“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種吃相”。

于景群還未體會到這種絕望。在朝青匯的長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兩公里的街道上閑逛，于景群自封了稱號，“獨行俠”。

他不想再和那個“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聯系。父親回憶，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時間沒找到，最后警察打了電話過來，于景群在外砸壞了一輛汽車。在外面游蕩兩個月里，于景群每次鬧出麻煩都會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來。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陸旭軒都會感受到暗伏的危機。

江湖

流浪孩子的生存法則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廣場，陸旭軒從廣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計，兜售北京地圖，一塊錢一張，每天能賺十幾塊錢。基本的飯錢是夠了。

在這里，他目睹了無數流浪兒童所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來，被拐出來的，還有出來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這里充斥著偷盜和欺騙。

他遇到過一個偷竊團伙，成員有來自重慶的張微。張微白天在網吧睡覺，晚上出去偷東西。他向陸旭軒炫耀自己的技術，“一個四方形鐵鎖，用手拉兩下就開，遇到卷簾門，再撬開，先卷收銀臺，然后卷香煙”。

陸旭軒問，“你們一個月能賺多少?”

“我們不是論月算，論月哪還能干啊，我們是按秒的，幾秒鐘就是幾千塊。”張微說。

一些留守兒童來到城里，剛出車站，就被一些團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發傳單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農村跑出來的留守兒童，被他們弄去發黑一日游的傳單，騙游客。”

他也曾被迫發過黑一日游的傳單，有人感興趣詢問他時，他會低聲告訴他們，“這個不能信”。

陸旭軒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時候，他們是被饑餓和敵意逼迫得走投無路。

饑餓尚可忍受，敵意，卻造成了他們與周邊的分裂。

這種敵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廣場，一天夜里，陸旭軒驚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這輩子都不會忘那些眼神，他們的表情能讓你從心底里感到，周圍全都是一種殺傷力”。

偶爾，陸旭軒覺得，幸虧自己年齡大些，相對明白點兒事理，才沒有淪落。

在陸旭軒看來，活躍在北京的流浪兒童數目驚人，“流浪兒童幾乎都是留守兒童。”

這和余丹的研究結果相吻合。2008年，貴州大學研究生余丹對貴陽的流浪兒童做過研究，發現46%的流浪兒童是留守兒童或流動人口子女。

他們的身份不斷變化。從留守兒童變成流浪兒童，再分化成被操縱乞討兒童、問題兒童和犯罪兒童。

2006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兒童問題研究”課題組推算，全國流浪兒童大約有100萬，被迫逐漸融入城市陰暗面，有46%的流浪兒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盜竊、搶奪等違法行為，45%的兒童常年以違法行為為生，74.4%的兒童在流浪兩個月后就會出現違法行為。

相互的敵意也會在于景群身上體現：白天，他會站在路邊，在草叢掩護下向路過的汽車丟石頭;晚上在小區里翻白眼扮成鬼嚇唬剛下班的小區居民，“我就是覺得很爽啊，別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華堂商城門口，因為“一個老頭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罵了他幾句。”這次于景群沒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們懷疑于景群偷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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