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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海口網　http://www.taikongsh.cn　時間：2015-08-07 06:15

　　習近平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講話，指出：重大政治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嚴重政治后果。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習大大對于歷史非常重視，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主席強調，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對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中華民族歷來就是高度重視歷史的民族，這是我們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傳統。清代龔自珍《定庵續集》里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了解歷史，就了解了世間大道；把握史學，才把握住社會規律。而要一個民族滅亡，首要方法是讓它的史觀消亡——踐踏民族歷史，解構民族文化，滌蕩民族自信，破壞民族認同。

　　那么，為什么在中國人的自有文化意識中，對歷史是如此看重呢？

　　（一）文化架構的意義

　　第一，歷史，在中國文化里具有架構的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按照學問體系上的劃分，可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一說起“經史子集”，就在學術意義上涵蓋了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

　　經，專指儒家文化。因為自漢武帝時期以來，儒家文化度越諸子百家、成為了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此后的歷朝歷代，儒家思想都被看做是社會發展中的綱常倫理、被認為是思想文化界的中流砥柱，所以儒學被尊為是“經”——經，本意為古時織布過程中恒定不動的、縱向的“經線”（如同現在地球上的經線）；“經”的引申意思便是標準、是恒常；能被歸為“經”的內容，就是確立標準的思想、是恒常不變的理論。儒家典籍，便叫做“經典”，儒家學說，便是“經學”。

　　史，便是史書，中國歷史上的“正史”，從漢代的《史記》開始，到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史書《清史稿》，總稱為“二十六史”。

　　因為經部的儒學，是指導社會發展的總思想，是一種抽象的學術理論；于是史部中的記述，便成為了印證儒學思想的史實，是一種具體的故事演繹。“經”與“史”相互論證、互為佐證，闡述著興衰成敗的經驗得失，總結著社會發展的恒常規律，彰顯著儒家理論在歷史滄桑中的作用。

　　所以，中國的史學特點是：寫“史”也是論“經”；說“事”也是說“理”。因而我們能夠看到，《史記》里有“太史公曰”，《資治通鑒》里有“臣光曰”，這都是史書的作者在講述史實之后、又在論述其中的得失道理。而史學家在論理層面所依據的思想理論，就是儒家文化。因此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大史學家，本身就是大儒學家，譬如這《史記》里的“太史公”司馬遷、這《資治通鑒》里的“臣光”司馬光。

　　史部，就是以歷史真實的演繹，印證歷朝歷代運用儒家思想治國的正確與否。經，是用理論說話；史，是用事實證明。

　　子部，就是指人們常說的“諸子百家”。在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后來的兩千年里，儒家為綱、定于一尊。但是，諸子百家思想并未因為儒家的獨大就從此寂于無聲，它們都成為了儒家文化的必要補充和互動平衡。因為，如果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思想，就會漸入僵化、淪為僵死，而百家之長與儒家之尊共同盛放于中國文化的百花園中，才使得中國文化生生不息、鮮活有力。比如，有儒家的入世、就有道家的出世，有儒家的仁愛、就是墨家的兼愛，有儒家的德治、就有法家的法治……因此，子部，對于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不在于“百家爭鳴”怎樣爭、而在于“百家爭鳴”可以鳴。各家共同的發聲、各派不同的音效，匯聚成了中國文化這一曲八音克諧的民族大合唱。

　　集部，泛指一切文化藝術，包括詩詞文賦、戲曲小說等。

　　綜合來看，如果我們將國學比喻為一座蔚為大觀的文化大廈，那么：

　　經，是這座大廈的鋼筋結構，有了儒家經典，就立起了中國主流思想；

　　史，是大廈的水泥澆筑，水泥的巍然填充與鋼筋的盎然挺立，就構筑起了中國文化的堅實外形、主要方面；

　　然而鋼筋水泥雖然建起了一座龐然大樓，卻也使得這座樓宇密不透風、缺乏生機，所以，子部的百家思想，就如同是為這座大廈開了一扇扇的門窗，正因為有門窗的參與，才使得空氣流通、陽光健康；

　　集部，像是大廈里一切裝潢與內飾，豐富多樣，精彩紛呈。

　　我們學習中國文化的時候，也常常像是初次走進一座大廈的人，最先喜歡的，可能都是建筑里多姿多彩的內飾，是愛上了這兒的一張畫、那兒的一幅字，是迷上了這一只青花瓷瓶、那一個紅木圈椅……就如同我們對國學感興趣，往往是從喜愛集部里的內容開始的，是最先著迷了唐詩宋詞、是最初邂逅了京劇昆曲……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國學、要想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就必須去解讀這座文化大廈的整體解構、內里層次，必須從對集部的熱愛，發展為對經、史、子各部分的研讀。

　　是經史子集四個部分，全面支撐起了中國文化這座恢弘的殿堂。

　　因此，歷史，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必要結構，是繼承中國智慧的重要內容。

　　（二）經驗借鑒的意義

　　第二，歷史，在中國社會中具有借鑒的意義。

　　中國人歷來重史，并非是因為中國人對未來缺乏想象、所以總是咀嚼過去；也并非是因為中國人對老的東西就情有獨鐘、所以愛聽老故事愛收藏老物件。并非是這么簡單的心理。

　　中國人重史，是因為通過寫史、論史、讀史，通過總結了大量興亡規律和眾多得失經驗之后，中國人發現，人生代代皆相似，——不同的時代、演繹著相同的道理，常變的歷史天空、上演著不變的人情故事。正如同唐代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詩句所說“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代代人不同，事事總相似。

　　這樣一來，歷史的警醒就顯得格外意味深長，唐太宗認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讀“前車之鑒”是為了走“明日之路”：

　　看史，不是在看別人的舊時舊景，而是在看自己的今夕明夕；

　　學史，不是在學“前事不忘”的老掉牙故事，而是在學“后事之師”的規律性智慧。

　　歷史，不是陳腐的昨日之舟，而是當明日浪頭來襲時，我們能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駕馭好自己那一艘駛向未來的命運之船。

　　這就是漢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提及“不知來，視諸往”的道理：

　　我們不知道未來該怎樣前進，那就看過去是怎樣走來；一路走來的歷史經驗，可以指導將來的未知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