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1945年9月3日，重慶各界舉行勝利大游行。

　　近年來，抗戰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新的史料研究成果不斷發布，對于國人銘記抗戰歷史、傳承抗戰精神具有重要促進作用。然而，國內外仍有相當數量的抗戰史料湮滅無聞，歸于沉寂。同時，部分抗戰史料收集難、資源不共享、開放有限、未能及時充分研究等問題，都在提醒人們搶救抗戰史料刻不容緩。

　　國內外分布散，史料搶救在行動

　　能讓日本對歷史罪行認賬的，只有“鐵證”。談到尋找當年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特別移送”令，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說：“在日本查找核實相關檔案時，我們連當年負責拋尸的司機都找到了，還逛遍了日本很多舊書攤，搜集了許多第七三一部隊進行人體試驗的資料，包括相關人員炭疽、黃疸病等方面研究的論文也陸續被我們發現。2011年美國檔案館解禁后，我們查閱到10萬頁人體試驗的報告書……”

　　抗戰史料的收集與研究，不僅能夠更加詳細地反映日本侵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歷史細部，為抗戰歷史的大判斷、大結論提供佐證、支持，更能以真實細節反映歷史，向現在的人們呈現抗戰歷史，傳承抗戰精神。

　　2009年，重慶提出實施抗戰歷史文化研究工程，組建了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幾年來取得明顯成效：從英、美等國和我國臺灣地區搜集了大批珍貴史料，并研究出版關于重慶大轟炸、西南抗戰史、戰時首都抗戰史、國共合作等一批學術著作。

　　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周勇，研究抗戰歷史已經30年，在此過程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抗戰史料，包括重慶大轟炸傷亡損失詳情、奧斯卡紀錄片《苦干》等許多珍貴史料。

　　周勇說，目前史料收集研究以學界自發行動為主。國內史料方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數量最多，其次是重慶檔案館、重慶圖書館，文獻資料很豐富，抗戰期間的書籍報紙資料占了全國的7成多，再次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來在海外收集了大量史料。我國臺灣地區的史料也非常豐富。

　　抗戰史料也分散在戰時盟國美國、英國、俄羅斯和荷蘭，以及日本等國家。重慶紅巖聯線近年來也從海外收集整理了大批抗戰史料，其中不乏首次披露的珍貴歷史資料。原紅巖聯線主任、紅巖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說，研究歷史是為了不忘過去，不忘過去是為了更好的將來。

　　除了官方、學界對這一領域的逐漸重視，不少民間人士也熱情參與收集整理抗戰史料。在四川建川博物館，收集有日本將軍級戰犯的口供、手稿原件;日軍官房、旗幟、炮樓設計圖;從日本買回的10多本戰犯遺書及家書……為此，館長樊建川共投資20億元，建有25個場館，每年運行費用需3600萬元。

　　資源分割，人才匱乏，認識不足

　　目前學界和研究機構的搶救抗戰史料行動雖在提速，但仍面臨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不少抗戰史料研究專家指出，抗戰史料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各檔案館和圖書館的文獻檔案資料，二是口述歷史資料。前者存在資源分割查詢不便、政策障礙、人才匱乏等難題，后者面臨親歷者相繼離世、缺乏資料保存等問題。

　　對于抗戰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存在的困難，周勇向半月談記者坦言，從事抗戰史料收集整理的專業人才匱乏，從事此項工作不僅要有心，懂歷史，而且要有一定外語基礎;收集研究工作缺乏體制機制保障，抗戰史料收集整理不是賺錢而是花錢的工作;地方存在認識不足的情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出錯惹事;國內史料開放度不夠，有諸多限制，國外史料收集反而更方便。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副館長錢峰認為，檔案資料開放度不夠導致查找不夠便利。國外檔案資料數字化程度很高，保密年限達到后就向公眾開放，不需要繁雜手續就可以查閱。國內很多檔案館查閱卻不太便利，中央檔案館大量檔案沒有開放查閱。

　　厲華表示，抗戰史料收集研究對海外史料征集還不夠重視，比如中國遠征軍史料國內比較零散，但英國較多;國內檔案館和圖書館等史料保存機構還存在相互封鎖現象，應該統一管理現有資源。

　　在口述歷史方面，錢峰認為，由于抗戰親歷者年事已高，有的已經離世，在世的也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亟待搶救性收集和整理。但是目前口述史多為個體研究，多是民間自發行為，沒有統一的機構做這項工作。尤其是抗戰老兵，需要在關愛他們的同時進行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

　　口述史研究是一門專門的學科，在國外大學有公眾史學這個專業，而國內高校沒有這樣的專業設置，因此很缺乏專業人才。厲華呼吁，亟待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除了收集抗戰史料，解讀、研究抗戰史料更不容忽視。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引用了大量政要日記、戰士筆錄、戰亂時中產階級的回憶錄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說，從拉納·米特的著作中反觀國內的抗戰史研究，顯然還有很多資料沒有被很好地利用。

　　抗戰史料民間收藏數量十分龐大，如何系統整理、歸納、利用?樊建川認為，最關鍵的還是嚴謹性的問題。“有一說一，不確定的寧可保守一點，否則就會被別人抓住你的小瑕疵而否定根本。”

　　抗戰史料應引起國家重視，整合研究亟待加強

　　為加強抗戰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周勇建議，把史料收集研究提上國家戰略，但這不只是中央的事，地方也應該各司其職;加強在資料收集、整理、出版與數字化方面的一體化;把史料收集研究與人才培養相結合，培養一批懂外語、懂歷史且愿意研究的人才;將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組織化，要精選領銜專家。

　　錢峰表示，應加大國內近現代史料的社會公開程度，加大跨區域史料收集研究的便利程度;在口述歷史方面，開設公眾史學專業課程，加強口述歷史資料的搶救性收集與整理。

　　上海高校智庫亞太區域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石源華認為，抗戰主題的史料研究，應當更注重共享、整合和開放。比如對慰安婦問題，我國十幾個省市都有史料研究，卻沒有整合，應整合起來并與海外聯動，形成聲勢。應當更充分地激發和支持民間研究搜集的力量，成立一些民間研究會讓中韓朝和東南亞學者聯合起來開展二戰史料研究，充分揭露日本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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