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了，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從剛剛公布的全會公報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判斷，那就是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十三五”規劃的建議，將從多個維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整體發展，將服務于新型現代文明形態在中國確立，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邁進新階段。

　　一、構筑整體性的戰略部署：十八屆五中全會的歷史定位

　　要理解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首先必須把握其歷史定位。而要把握其歷史定位，就必須將十八屆五中全會放在中國現代文明形態構建的維度中來理解。

　　中華民族是人類最早進入國家階段的文明體之一，在古代，我們創造了非凡成就。鴉片戰爭之后，現代化浪潮開始沖擊中國。在古典文明形態崩潰之后，中華民族選擇了以政黨力量來領導與組織社會，建立現代文明形態。在中國自身發展歷史邏輯、現代化發展邏輯與共產主義運動邏輯共同作用下，中國共產黨承擔起了在中國構建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以復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使我們確立了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形態的制度基礎。經過一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與實踐，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通過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以推動現代文明在中國的發展。在黨的十四大嵌入作為現代社會發展基礎性機制的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黨的十五大、十七大與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建設、社會建設與生態建設，使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內涵，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發展到十八大的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以及黨的建設六個方面內容，從而完成了現代文明形態的要素重點發展階段。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基于頂層設計，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從而標志著以現代文明形態發展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由現代文明要素重點生成與發展階段，進入到現代文明形態整體發展階段。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標志著以法治方式來鞏固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以及為現代文明形態整體發展提供法治基礎。

　　然而，從相應功能與作用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全面推動依法治國，對于現代文明形態整體發展來說，更多的是確立結構與機制，而具體發展內容尚未系統性提出。分析全會公報，我們認為，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重要任務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實際上就是在三、四中全會確立了結構與機制基礎上，全面提出了現代文明形態整體發展階段的具體內容，并從多維度確立了現代文明形態整體構建需要處理的基本關系。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判斷，那就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是將現代文明形態整體發展具體內容轉化為現實行動的一次動員會。

　　二、推動協調發展與創新發展有機統一，立足確立新型現代文明形態

　　任何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存在著一對矛盾，即整體協調發展與創新突破發展的關系處理問題。創新突破發展需要打破平衡，而且整體協調發展需要平衡各方，這就意味著中國發展必須以創造性思維來解決好這一對矛盾。同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負責任大國，中國不僅要解決好上述矛盾，還必須處理推動現代文明發展與揚棄現代性缺陷之間矛盾，從而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同時，確立一種面向未來的新型現代文明形態。這里先來看五中全會是如何解決第一對矛盾。

　　進入現代文明形態整體發展階段，不僅需要推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之間的整體結構協調問題，而且還要推動結構各部分的內部系統的協調發展問題。因此，全會就是從這兩方面來提出規劃建議的。公報指出，“全會提出，堅持協調發展，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同時對各部分內部系統的協調發展提出了相應的規劃建議。另外，全會還指出，在推進發展時，還要處理好整體發展與重點推進關系，“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

　　全會指出，必須“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就意味著，全會是將創新作為一種維度貫穿在各個領域，從而使創新突破發展與整體協調發展有機統一起來。

　　由此可知，全會是將唯物辯證法貫穿在處理現代文明構建之中，做到整體發展與重點突破，創新發展與協調發展有機統一，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形態，具有了內在自我發展動力與自我平衡演進的機制。

　　三、打造人與自然、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格局，立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馬克思主義認為，現代文明發展使人類社會發生了兩方面變化：一是人類改造自然能力大大增強，二是全球化聯系越來越緊密。這就意味著，現代文明發展必須處理兩對關系：一是人與自然關系，二是民族國家發展與世界發展關系。對于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來說，同樣也必須處理好上述兩個關系，從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做出應有貢獻。處理上述關系，對于中國來說，一方面屬于從更大范圍來構建整體性的內涵，另一方面中國進入到整體發展階段，處理上述兩方面內容的任務才更為急迫地被提出來。因此，全會提出了綠色發展與開放發展的命題。

　　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全會提出，要“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

　　在處理中國與世界發展關系上，全會提出，要“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綠色發展與開放發展，分別是圍繞人與自然關系以及中國與世界關系來推動發展的。誠然，這兩方面都與中國自身發展有關，但是同時也關系到整個人類發展問題。因此，綠色發展與開放發展，是著眼于推動中國自身建設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機統一的高度來把握下一個中國的發展，這對中國進一步發展來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堅持共享發展、共同富裕，立足推進中特事業邁向新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現代化發展邏輯與共產主義運動邏輯共同演繹的結果。作為后發國家，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要求中國發展必須在生產力上獲得提升，這就需要推動現代化建設，而在現代社會發展邏輯作用下，不可排除要讓資本發揮作用。共產主義運動邏輯要求超越資本邏輯不足，推動人的全面與自由發展。作為上述三個邏輯共同演繹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方面遵循中國自身發展歷史邏輯節奏，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同時，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基礎上，充分運用現代化發展邏輯的積極成果，并超越性地揚棄現代性之不足，進而形成了區別于西方式現代文明模式，也區別于前蘇聯發展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現代文明形態。

　　隨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形態的要素重點發展階段的完成，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共同富裕問題就被提出了，同時，在網絡社會背景下，人們交往方式與生存形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進步需要更多以共享合作為基礎，共產主義因子，也以傳統社會主義條件下所無法理解的方式被實現出來。這就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以充分利用時代的優勢，在技術上與觀念上超越性完成過去所無法做到的事情，從而使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既可以充分利用現代化發展邏輯與機制的優勢，又可以揚棄現代性之不足。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全會提出了要“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這一決定既是中國自身發展節奏使然，也是時代精神要求，更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體現。

　　五、遵循規律，鍛造核心，保證戰略規劃的順利實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形態開始由要素重點發展階段，進入到形態整體發展階段，這就要求我們的發展與建設，也必須在理念上實現跨越性發展，而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領導力量，就必須遵循規律，形成全新的發展理念，因此，“全會強調，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全黨同志要充分認識這場變革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要實現整體發展，要求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理念上必須發展，而且在組織上也必須進一步加強。因此，“全會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各級黨委必須深化對發展規律的認識，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體制機制，加強黨的各級組織建設，強化基層黨組織整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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