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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法大學聘任鄧亞萍為該校兼職教授一事日前經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關注，該校民商經濟法學院1408班學生徐恒發布致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石亞軍的公開信，要求校方回應此事。中國政法大學相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該校于2005年下發過兼職教授聘任的相關管理辦法，同時，學校通過官方微博回應稱，聘請鄧亞萍為兼職教授符合兼職教授聘任規定中的條件和程序。（相關報道見A5版）

　　不少輿論在討論鄧亞萍究竟夠不夠格，而筆者更關注的則是在校學生針對這起事件給學校發公開信，這是師生參與推動學校辦學，從封閉的行政治校，走向開放的教育為本、學術為本的管理非常重要的實踐。而法大校方及時回應學生的公開信，這就形成師生和校方的良性互動，有利于消除質疑，同時促進學校的教育、學術治理進一步完善。

　　毋庸置疑，我國高校近年來的學校治理，還普遍存在行政化傾向。校內基本的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不是由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管理、決策，而往往由行政領導拍板、決策。這導致教育和學術管理失去公信力。像聘任兼職教授，這就屬于教育和學術事務，本來，學校應該由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制定相關的聘任標準、流程，并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執行，但是，目前在很多大學，聘任兼職教授比較隨意，通常就由行政領導決定，就是通過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都只是走過場和形式。結果導致高校聘請的兼職教授，經常遭遇質疑。尤其是高校特別喜歡聘請官員、明星擔任兼職教授，在校方看來，這是一件有利于學校辦學的事，可是在師生和社會公眾看來，這是大學拿教育和學術資源去做交換，敗壞大學的形象。大家紛紛質疑：官員、明星有教育和學術能力嗎？究竟兼什么職？

　　以往，這種質疑大多停留在社會輿論的討論上，學校內的師生基本不參與，更不會采取向校領導發公開信的方式，加以質疑。于是，時間成為學校回應輿論的最好手段——等熱點過去，大家不關注，也就不了了之。而這起事件，法大的在校生直接給學校領導發公開信，這是對學校教育和事務的積極參與，更重要的是，公開信主要追問學校的規定和程序，這是這一事件的重點，也是我國大學進行教育和學術管理的重點。有輿論追問，關于高校聘任兼職教授，國家有沒有什么規定，大學是否執行這一規定，這種追問，是漠視學校辦學自主權的，聘任兼職教授是學校的自主權，今后隨著高校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推進，就是聘任教授也應屬于學校的自主權，關鍵在于學校怎樣使用這一自主權，是領導說了算，還是有明確的規定？規定是行政部門制訂，還是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制訂？規定是否得到嚴格執行？執行的人是行政部門人員，還是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委員？

　　從當前高校的現實看，包括聘任兼職教授在內的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大多由行政部門進行管理，而從行政管理改革為教育和學術治理，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迫切要求。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這樣的改革方向，可在具體推進改革時，卻遭到學校內部行政化的阻力，于是，如何在目前的大學環境中，打破原有的治理模式，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就是一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命題。在筆者看來，這需要廣大師生的積極參與，爭取屬于自己的對教育事務、學術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決策權，只有有更強的權利意識，并積極行動去爭取權利，才能加快學校推進改革，建立新的治理結構的進程。為此期望法大在積極回應學生的公開信，解釋清楚這一事件的同時，進一步梳理學校內部的管理，以這一事件為契機，建立學校新的教育、學術治理結構，而其他高校，也需要切實按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的要求，轉變原來的行政治校思維，打破原有的行政治校模式。這是樹立學校自主辦學公信力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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