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筆錢的上限只有2000元，但它多少是對受害人及家人的一種慰藉。”余華坤律師說，他們正向有關方面申請，為丫丫家人爭取這筆救濟金。

　　1比7“隱案率”的背后

　　徐云弟說，當下他有兩塊“心病”如鯁在喉：一是盡快搬家，將全家遷到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越遠越好”。二是要趕緊給丫丫改名。

　　“我準備明年出去打工，慢慢攢下錢，帶全家人離開這個地方。”徐云弟堅持遷居，絕非杞人憂天。北青報記者在村內采訪的幾天內，發現只要徐云弟一出現，三五成群或聊天或做工的人，會靜默停工，待他走過后，便指點議論。

　　“我無法想象丫丫懂事后，在這樣的環境中，怎樣生存。”徐云弟說。

　　明年春節，徐云弟的第二個孩子即將臨世，而到那時，他除了要面對自己一家四口的生計，還要擔負二老的贍養。

　　如此龐大的遷居計劃，很難想象徐云弟需掙夠多少錢才能完成。

　　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副主任呂孝權告訴北青報記者，來自中國公安大學對全國5800多名中小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隱案率”已高達1比7。也就是說，1件“報官”的性侵案件背后，至少隱藏著7起未披露的性侵案件。

　　“這些被公開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這背后所暴露的，是對公權力維權的沒有信心。”呂孝權認為。

　　“很多性侵受害人在選擇‘公開’后，遭到了來自各方的‘二次傷害’，加之現行法律對刑事被害人，沒有精神損害賠償，所以，借助公權救濟，往往最后一分錢得不到。有些人便干脆以‘私了’換‘實惠’。那么多的性侵案件，因錢財的‘消弭’而潛入水下，這才是最可怕的。”李桂梅認為。

　　我國刑事案件受害人，不能得到精神損害賠償，或稱沒有精神撫慰金，已是學界呼吁多年的老話題。

　　2005年，廣西律師張樹國，在代理當地小學教師性侵女童案時，因為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依法既不能得到身體損害賠償，亦不能得到精神損害賠償，甚至提出“處女膜算物質”，為每個性侵少女提起20萬元賠償的訴求。

　　最終，該案以當地教育部門出面補償了結。

　　2013年10月23日，公、檢、法、司聯發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雖然支持被害人的精神康復治療費，但因必須是“已經發生”的，所以后續部分不能“預判”分文。

　　強奸罪能否與國際接軌

　　雖然猥褻兒童罪的最高刑期，已經從《刑法》八的5年，增加到《刑法》九的15年，但在丫丫案的援助律師看來，現行的立法，自己跟自己縱向比是進步了，但與發達國家地區橫向比，仍差距很遠。

　　“我一直呼吁，能否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立法經驗，從立法源頭上加大對罪犯的懲罰力度，因為重判的同時，就是對兒童保護力度的加力。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徐浩的罪行可以按強奸罪論處，而在大陸，這項罪名可能面臨死刑而非猥褻罪的幾年、十幾年。”余華坤說。

　　“猥褻兒童罪和強奸罪都屬于性侵犯罪，區別在于，徐浩到底是用手指，還是用生殖器，對丫丫造成的傷害。而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中，這種區別不予考慮。”李桂梅也說。

　　北青報記者查閱獲悉，世界衛生組織2002年也將強奸定義為：“使用陰莖或其他部位或其他東西，經武力逼迫或其他逼迫，穿入陰道或肛門，不管程度輕微與否。”并且在國際刑事法庭，已有相關判例。

　　也就是說，按此原則，不管徐浩用身體任何部位，只要他強行進入了丫丫的身體，就應該以強奸罪論處。

　　實體以外，這起案件從偵查到審理過程中，暴露的程序紕漏及瑕疵，也令人深思。

　　徐云弟告訴北青報記者，庭審時，裝有女兒紙尿褲和染血秋褲的物證，只用兩個牛皮紙檔案袋裝著，一個用訂書釘潦草封著，一個干脆連訂書釘都沒有。

　　李桂梅也證實， 該案一審中，檢方出具的涉及被告人DNA鑒定的關鍵物證，竟然沒有封存記錄，既沒有封條，也沒有簽字。

　　“這就意味著，該物證最后由誰保管，中間經過了誰之手都沒有任何記錄。因此，物證在整個流程中是否存在污染，就無從證實。”

　　徐云弟從1月28日凌晨報案后，直到他3月18日通過微博向社會發布案情，50天里警方竟沒有帶嫌疑人指認犯罪現場。而就在他公之于眾的第二個工作日，警方便完成了這一偵查流程，并在當天，將案件移交到檢察院審查起訴。

　　徐云弟告訴北青報記者，很多人認為他當初的選擇不明智，既沒能拿到錢，也沒有得到預想的刑罰結果，走錯了棋。

　　但他說，他將丫丫個案公之于眾，唯一想到的，就是能推動保護性侵兒童的立法，前進一步是一步。

　　徐云弟指著電腦中攝于1月29日的丫丫照片說：“你看看，這事發生后，對丫丫的傷害有多深。”畫面中，半歲的丫丫，居然呈現出霜打似的憂愁，微蹙的眉宇間寫滿哀傷。

　　“作為一個父親，我能袖手不管嗎？”徐云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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