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親手拔掉了腦死亡母親的呼吸管致母親死亡，隨后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刑事拘留。一起悲劇，讓“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又一次走進公眾視野。

　　據當地媒體報道，10月31日，50余歲的四川省眉山市居民朱素芬不幸發生了一起交通意外事故。事故中朱素芬受傷嚴重，隨后被轉到眉山人民醫院重癥監護室搶救。很快，朱素芬的兒女被醫院告知朱素芬已腦死亡，救治無望，建議家屬放棄治療，或轉入重癥監護病房維持生命。朱素芬的兒女表示轉入重癥監護病房。11月2日，朱素芬之子鄭某探視時拔掉了朱素芬的呼吸管，并阻止了醫護人員搶救，醫院方面報警，當地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將朱素芬之子鄭某刑事拘留。

　　此事件一經報道，引起了社會上關于我國現行法律對生命判定的爭議以及對安樂死相關規定缺失的討論。

　　我國現行法律對生命的定義是指，能夠獨立呼吸并能進行新陳代謝的活的有機體。而在現實條件下，這條定義無法涵蓋一些特殊情況，例如腦死亡。朱素芬去世后，醫療機構給出的死亡結論便是腦死亡。基于此，其子鄭某拔掉呼吸管算不算故意殺人便引發了爭議。

　　無獨有偶，由于我國現行司法實踐中并沒有將腦死亡認定為死亡，此前也曾引發出很多復雜案件。2014年，江蘇省南通市某乳業公司員工卿某在工作中突發急病，41小時后醫院確診為腦死亡狀態，在醫療器械維持呼吸心跳6日后，醫院才正式出具死亡醫學證明書。但由于卿某突發疾病至證明死亡已超過48小時，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當地人社部門遂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當地法院也經審理認為，目前我國尚沒有腦死亡的立法，腦死亡也沒有正式引入臨床或司法實踐。無論在臨床醫學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仍堅持以呼吸、心跳停止為判定死亡的標準。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順天德中醫醫院院長王承德說：“現代醫學認為，假如一個人已經進入腦死亡狀態，那么就應該認定其已經死亡。”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也向記者表示，假如一個人已經被確定死亡，那么對其所施行的任何行為都不應該被認定為故意殺人。

　　但采訪中，也有多位法律專家表示，除司法處決外，對人類進行生命剝奪就是觸犯了故意殺人罪。就算朱素芬在其子鄭某拔管前已經腦死亡，依照現行法律，鄭某仍涉嫌故意殺人。

　　另一方面，有醫療界相關人士向記者透露，鄭某若在其母腦死亡后直接向醫院同意放棄治療，其母失去生命體征便不會產生任何責任。但鄭某堅持繼續維持之后又自己去拔管子，便有了誣告醫院救治不力致人死亡的嫌疑，醫學界在相關實踐中已遇到過多起這種案例。

　　“但是無論如何，‘拔掉腦死亡人員的管子等于故意殺人’已經不符合現代醫學的客觀現實和當今社會的常理認識，這就需要立法工作及時跟進。”一位業內人士如是說。

　　朱素芬被拔管事件所引發的爭議不僅僅是死亡認定，還有我國社會上已討論數十年之久的“安樂死”立法問題。

　　在我國，像朱素芬這樣失去意志、醫治無望、肉體承擔巨大痛苦、家庭承擔極大經濟負擔的患者并不少見，這些患者家庭對于安樂死立法的呼聲也最為強烈。我國自1994年起，幾乎每一年的全國兩會上都會有代表委員提交有關安樂死立法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副理事長胡志斌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便提交了有關安樂死、腦死亡的提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胡志斌在工作中接觸了許多醫治無效的危重病人與殘疾人。他告訴記者，這些患者身心上都承受著非常巨大的痛苦，也給家庭帶來了十分沉重的經濟負擔，他們渴望接受安樂死，有尊嚴無痛苦地離開人世。而且，醫治無望的病患客觀上也占用了許多本就稀缺的醫療資源，影響了其他患者救治。

　　記者了解到，今年胡志斌的提案上交之后，得到了衛生部門的回復。衛生部門認為，在技術上，我國并不存在安樂死執行的困難。但是這份提案并沒有得到相關司法部門的答復。

　　“推動安樂死立法在我國還存在著諸多困難，最主要的是生命權作為一個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項權利，任何人也不能侵犯。”阮齊林分析指出，假如安樂死合法化，那么便會存在著被人惡意利用、被“安樂死”者的意愿無法正確表達的風險，所以應慎重理性看待安樂死立法。

　　胡志斌認為，通過完善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規避安樂死被人惡意利用的風險。假如實施安樂死，首先應由醫療機構鑒定患者的確醫治無效，再由患者本人提出申請，若患者神志不清無法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愿，則由其家屬進行申請。申請遞交法院或有關機關，最后在司法機關的監督下實施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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