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在玩手機，而是2015年12月17日，鄭州中院法官利用微信在審理案件。

庭審搬上微信，你咋看 ？

　　方便當事人，提高辦案效率

　　河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劉路陽：“微信審判”有利于案件審理的公開透明，將任何案件都置于監督的視線內。建議“微信審判”作為一個重要平臺和依托，將隊伍建設、科技強審、司法為民結合在一起，期待在更大范圍內推開。

　　河南中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連軍：微信很好地將視頻、圖片、文字多種證據形式公示于法官和當事人之間，方便了溝通，這種探索值得法律專家日后對其進行法律規范，以便能更好地落實在案件審理過程中。

　　鄭州高新區法院一線法官胡向楠：這是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一項有效措施。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法官的辦案效率。而且由雙方當事人自愿選擇適用，此種便民方式不但不會使法院的權威受損，而且會因為更接地氣而增加老百姓對法院工作的認可度。

　　如此訴訟模式不會成為主流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俊民：“微信庭審”模式僅適用于簡易程序民商事案件，也是一種審理方式創新。但目前主要問題是標準程序即普通程序的規范與程序法定。如此訴訟模式不會成為主流模式。

　　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余超：現代訴訟制度強調直接言詞原則，要求法官、當事人和證人在法庭上直接接觸，法官親自聆聽當事人陳述辯論和證人言詞作證。微信群審案雖然更方便雙方當事人，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但在查明事實真相上，有天然的缺陷性。

　　鄭州大學法學院講師鄭磊博士：“微信庭審”是法院在“互聯網+”時代的一次試水，值得贊賞，但也有其內在諸多局限性。比如，“微信庭審”無法營造審判的現場感，不利于審判的理性與威嚴，也無法做到邀請證人出庭作證，只能適用于極少數爭議不大的簡易案件。

　　當法院牽手“互聯網+”

　　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鄭州中院這些天因為開展“微信庭審”而“火了一把”。

　　這背后牽扯一項重大司法改革：2015年5月1日起，“立案登記制”正式實施。

　　鄭州中院統計數據顯示，立案登記制后，各類案件立案數量爆發式增長。其中，行政案件增幅最大。2014年鄭州中院一、二審行政訴訟案件為979件，而2015年已達1790件，同比增長83%。

　　立案登記制后，“立案難”問題得到很大程度解決；但隨之而來的，是案件快速增長與審判資源有限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

　　其中，鄭州高新區法院一線法官2015年人均新收案件高達324.9件，位列全省第一，一個法官最多收案1040件。

　　一方面，案件數量快速增長，人民群眾對于辦案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案件的復雜性和難度也在不斷增加，“案多人少”的現實讓提高審判效率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鄭州市中院“瞄”上了“互聯網+”。“在信息化時代，法院同樣要有‘互聯網+’思維，法院干部也必須走出單向灌輸、低頭辦案的傳統工作模式。”鄭州中院新聞發言人郭曉堃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微信審判”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其初衷是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方便群眾。同時，讓法官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審理重大復雜的案件，提高審判質量。

　　“我院行政訴訟案件成倍增長，審判力量無法及時補充到位，案多人少的現象非常嚴重。以前光開庭、判卷、提交證據材料，就要給當事人打十幾通電話，相當繁瑣，大量的時間都用在證據交換、庭審詢問等環節。現在通過微信辦案群工作，審判效率大大提高了。”微信庭審主審法官魏麗平說。

　　魏麗平告訴《工人日報》記者，對于一個案件，主審法官會主動跟當事人聯系，建立案件專屬微信群，將所有相關人拉入群中。此外，包括媒體記者及有意愿參加旁聽的群眾，經法官審核后都可入群，但僅可旁觀，沒有發言權。

　　雖然看起來是在“聊天”，但每一次發言都帶著法律印跡。當事人只要同意以微信的方式進行訴訟活動，所有發言視同傳統庭審模式一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司法為民能否落到實處，立案只是第一步，最終還要靠辦案質量和效率說話。比如，人民群眾能否在辦案過程中感受到公平公正，能否感受到省時省力省心，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郭曉堃說，從微信庭審最終的效果看，訴訟雙方當事人都是滿意的。

　　郭曉堃介紹，鄭州中院擬搭建微信審判平臺，實現身份實名認證、數據導出、隱私安全保護等功能，使微信審判更加規范有序。

　　除了在一些簡單的程序性案件上積極探索微信辦案的模式外，鄭州中院也在深入推行庭審官方網站視頻直播、庭審官方微博視頻直播等“互聯網+”庭審模式，為當事人提供“一站式”、“標準化”、“全域通”訴訟服務。

　　(本組稿件采寫：本報記者余嘉熙 馮國鑫 通訊員薛永松；本組制圖：吳凡 策劃：雨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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