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職工醫保，居民醫保原本就應當更具“福利化”色彩，不能簡單說居民醫保存在“泛福利化”傾向。如果大幅提高醫保個人繳費比例，不僅會加重相對弱勢群體的負擔，也不符合維護弱勢群體利益和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社保原則。

　　隨著醫療費用上漲和保障水平提高，醫保基金中長期支出壓力加大，居民醫療保險的巨額財政補貼風險正逐步顯現。據《經濟參考報》報道，2016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個人繳費比例或將上升。專家認為，財政補助已經占到醫保籌資總額的四分之三左右，居民醫保存在“泛福利化”傾向，未來應逐步改變目前個人與財政籌資責任失衡的局面，建立財政補貼與個人繳費的合理分擔機制。

　　應當承認，相對于職工醫保，目前城鎮居民醫保無論從基金收入規模看，還是從個人繳費水平角度看，都確實明顯偏低，“個人繳費比例不高”是一個基本事實。如2015年，城鎮居民醫保個人繳費僅為“人均不低于120元”，不僅明顯低于同期“每人380元”的政府補助標準，更遠低于按工資10%計算的職工醫保繳費水平。因此，為降低基金風險而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比例，確實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既符合精算平衡的原則，也有利于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

　　盡管如此，在強調其合理必要性的同時，也要進一步厘清這樣幾個基本背景。其一，提高個人繳費比例其實并不是“將來進行時”，而“現在進行時”。2015年2月人社部發布《關于做好2015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工作的通知》，明確逐步提高個人繳費占整體籌資的比重，2015年居民個人繳費在2014年人均不低于90元基礎上提高30元，各級財政補助標準在2014年的基礎上提高60元，達到人均380元。這意味著，去年居民醫保財政補貼的增幅，已明顯低于個人繳費的增幅，兩者的差距正在縮小。

　　其二，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醫保所保障的，主要是社會上相對弱勢的群體(針對農村居民的新農合也是如此)。依據2007年國務院發布的相關指導意見，城鎮居民醫保的參保范圍是“不屬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的中小學階段的學生、少年兒童和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都可自愿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無論是未成年人還是非從業城鎮居民，都是沒有獨立收入、需要社會照顧保護的相對弱勢群體。從保障對象上看，相對于職工醫保，居民醫保原本就應當更具“福利化”色彩，不能簡單說居民醫保存在“泛福利化”傾向。如果大幅提高醫保個人繳費比例，不僅會加重相對弱勢群體的負擔，也不符合維護弱勢群體利益和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社保原則。

　　其三，孤立地從“財政補助380元、個人繳費120元”的比例上看，目前居民醫保確實存在“個人與財政籌資責任失衡”的問題，但是，進一步從更宏觀的“政府社會保障責任”尤其是“社保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的角度審視，又必須承認，目前我國政府財政對于社保的保障投入和支出比例遠非充足到位。數據顯示，目前整個社會保障支出僅占我國財政支出12%，遠低于發達國家30%至50%的比例。而此前社保“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是，將社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10%提高到25%左右。據統計，2014年我國城鎮居民醫保參保人數為31451萬人，這意味著，按每人380元標準，3億多人的全部補貼也不到1200億，也不到2014年我國一般公共財政收入14萬多億的1%。

　　有鑒于此，即便提高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比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也不能簡單操切。一方面，提高的比例不宜過高，速度不宜過快，另一方面，財政補貼與個人繳費的最終比例究竟應是多少，如何確定“合理分擔機制”，也不宜僅從減輕財政壓力的角度考量，而更需充分著眼于對弱勢群體基本民生權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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