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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牛就像打不死的“小強”，計劃經濟下有，市場經濟下有，互聯網時代還有；黃牛就像軟體動物蚯蚓，穿過堅硬的制度“地表”，鉆進肥沃的腐殖質土壤；黃牛就像“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平時人人喊打，急時很多人又第一時間想起他們，當黃牛幫助你夢想成真時，或許你還對黃牛心存感激。這就是公眾鏡像中的黃牛，面目模糊、身份曖昧、背負罵名而又難以或缺。

　　勞動力供求是市場秩序自發(fā)擴展的結果，一種職業(yè)的濫觴，就像地里長出苗，必然是因緣和合的結果，黃牛亦不例外（假如黃牛也算是一種職業(yè)的話）。一個供應充足、交易成本低的市場，交易直接在供需雙方進行，無須假他人之手，就像上超市買包餅干，沒有人會傻到找黃牛幫忙。黃牛能在市場夾縫中覓食，正是利用了供需矛盾，或資源緊缺無法滿足需求，或資源分配方式不公平，這在社會剛性需求上體現尤為明顯。如醫(yī)院專家號、春運火車票，既有資源緊缺的一面——僧多粥少、奇貨可居，哪怕在商品經濟不發(fā)達的古代也有“投機倒把”現象，又有分配方式問題，看似去權勢化、無差別化的分配方式——窗口排隊、網上預約等，因為內外勾結、技術作弊而放大不公風險。

　　“凡是存在的，都是有其現實性的。”撇開道德看黃牛，殘酷的“黃牛經濟學”告訴我們，黃牛出價在某種程度上真正體現或者接近了資源的價值，這恐怕也是黃牛屢禁不能止的重要原因。就像醫(yī)院專家號，被黃牛炒到數千元仍不愁賣不出去，供需能在沒有脅迫的情形下順利完成，說明市場還是能夠接受這個價格的。這當然不是說“價高者得”就是合理的，尤其是帶有公共性質的資源分配上，但卻給我們有益的啟示，供需不足、結構失衡才是“黃牛兇猛”的罪魁禍首，拋開這一點治理黃牛，難以觸及到問題內核，亦無法將黃牛“趕盡殺絕”。增加資源供給總量、改善資源分配合理性——如信息公開、過程透明、嚴懲內部違規(guī)等等，才能有效緩解需求焦慮，才是“人間正道”。

　　一個游走在法律法規(guī)邊緣的灰色職業(yè)存在，多少亦與社會規(guī)治不足、越軌成本偏低有關。按現行《治安管理處罰法》規(guī)定，倒賣車票、船票、機票、文藝演出票、體育比賽入場券或者其他有價票證、憑證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1000元以下罰款。有時候，倒一個緊俏號都不止1000元收益，如此懲罰，難以讓黃牛肉痛。刑法亦有相關條款，但就實現來看，除非專項行動，常態(tài)化治理效率欠奉。違法成本與收益不成正比，黃牛行業(yè)也就少了“退出機制”。當法律都無法有效應付某種越軌行為，道德譴責又有多大殺傷力？

　　“黃牛兇猛”問題既在黃牛身上，他們人為制造、加劇資源短缺與供應不足，增加公眾焦慮與社會負資產，但黃牛又負不了完全責任，那種無視供種子發(fā)芽的土壤而將大棒揮向樹苗的做法欠公允。供給短缺、供給配給、價格歧視、需求旺盛、需求剛性及供求結構性失衡等，所給我們帶來的思考，遠比黃牛本身要深刻得多，有意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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