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團伙伙”自2015年起多次出現在中紀委關于落馬高官的通報中，其背后所指的實質上是我們所熟悉的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利益輸送等貪污腐化現象，通俗說法是“小圈子”和“山頭主義”。

　　或鼓吹“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腐敗哲學，或借所謂“江湖義氣”搞“不正之風”。這種現象破壞黨紀黨規，敗壞黨風政風，污染黨內政治生態，如不從源頭加以根治，勢必對黨的團結統一產生極壞的影響。

　　圈子形形色色利益是“黏合劑”

　　梳理中央和地方紀檢監察機關網站上發布的通報，不難發現，“團團伙伙”一詞是去年以來各級各類通報中出現的一個高頻詞匯：

　　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長期搞團團伙伙，對抗組織審查。

　　國家宗教事務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張樂斌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搞團團伙伙。

　　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在黨內搞團團伙伙，大肆進行利益交換、利益輸送，拉攏腐蝕領導干部，公開散布與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相違背的言論……

　　事實上，團團伙伙現象一直是正風反腐實踐中所要重點破除的一大頑疾。這些圍繞公權力搭建起來的“團伙”，或以地域為紐帶，或以高官為核心，雖然圈子的輻射范圍有大有小、覆蓋的人數有多有少，但本質都是以“利益”為“黏合劑”的腐敗“共榮圈”，都是利用各自占有的公權力劃分團伙“勢力范圍”，形成腐敗“合力”，在權力所及的“一畝三分地”里共享利益“果實”。

　　“團伙”盛行、“山頭”林立，歸根結底離不開一個“私”字。有專家表示，一些人之所以熱衷于進圈子、拜山頭，就在于信奉“朝里有人好做官”、“進了圈子才算進了班子”，或是謀求圈子庇護的安全感，或是尋求團體謀利的超能力，或是為滿足私欲創造便利，因而為此不惜打破政治規矩、政治紀律，失底線、踩紅線。

　　團伙現象、圈子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權力運行過程中監管機制不完善，導致權力的地位和作用被無限渲染；另一方面也深受歷史遺留習氣的浸染。“所謂的‘山頭主義’和‘圈子文化’并不是當前社會獨有，在我們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比如歷史上的門閥、朋黨等。只是在當前，這一文化頑疾又與新的社會現實相融合，帶來了新問題。”學者艾君曾這樣表示。

　　抱團式腐敗危害不容小覷

　　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

　　“小圈子”、“小團伙”大行其道，不僅會在圈子內誘發各種腐敗問題，還會給一個地區的政治生態帶來不良的連鎖效應。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孫文東在任國貿總公司總經理期間，多次將自己老部下調入國貿總公司，大搞“團團伙伙”，培植個人“小圈子”；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曾在家書中如此教育兒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這讓本是團結向上、攜手共進的干部隊伍，被分化成各種小集團，使得黨內政治生活變得低級庸俗，是非判斷十分模糊。

　　河北省省委黨校副編審張立新曾表示，“圈子文化”的存在，勢必弱化黨員干部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導致用干部、作決策不是選賢任能、實事求是，而是講圈子、看親疏。“圈子文化”一旦大行其道，就可能使一些人面臨“要么加入圈子，要么被圈子孤立、拋棄”的兩難選擇。

　　近年來，一些地方頻現“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抱團式腐敗”或“塌方式腐敗”，其背后往往存在“團伙”、“幫派”等現象。2015年底，福建省龍巖市連城縣出現系列嚴重違紀案件，涉案人員多達16人，涉案金額3000余萬元。在這一系列案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由原縣委書記、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縣政協主席和縣財政、交通、公安等部門主要負責人組成的貪腐“共榮圈”，他們定期聚會，相互包庇，其“江湖習氣”嚴重污染了連城的政治生態，引發了惡劣的影響。

　　不少黨員干部表示，一旦“團伙”成為公權與私利結盟的有效方式，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級關系就會異化，公權力就會成為填補個人欲望的工具。這樣的“小圈子”越多，黨內風氣就會越壞，嚴重影響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

　　用好紀律尺子打破團團伙伙

　　“嚴肅查處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相互勾連問題，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面對黨內存在的團團伙伙現象，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在部署今年工作任務時明確提出這一要求。

　　今年1月開始正式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首次對處理“團團伙伙”現象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在黨內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私人勢力或者通過搞利益交換、為自己營造聲勢等活動撈取政治資本的，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這無疑為打破團團伙伙現象提供了紀律尺度。

　　《條例》列出的懲處舉措不可謂不重，貫徹落實好《條例》的這一要求，對于各級紀委而言，既要保持對團團伙伙現象動輒則咎的態勢，發現問題及時處理，也要視不同的違紀情況作出相應處分，在體現紀律審查紀律性的同時，提高黨內搞團團伙伙的政治成本。

　　“一方面，高揚理想信念的旗幟，樹立高尚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防線，確立高標準，把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立起來、挺起來；另一方面，劃出行為底線，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動輒則咎，靠黨員干部自身的行動，始終保持為最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政治本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辛向陽表示。

　　湖北省十堰市紀委副書記胡孝平認為，對少數領導干部破壞黨內關系正常化、搞團團伙伙、建“小圈子”、拉幫結派，把純潔的黨內關系蛻變成私人化、隱私化、庸俗化關系的行為，要綜合運用“四種形態”，該提醒的要及時提醒，該約談的要適時約談，該追究責任的要嚴肅問責。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特別要把監管的觸角延伸到黨員領導干部的交際圈去發現存在的問題，及時給予他們提醒、教育和訓誡，有效地防止“小圈子”形成。還要嚴明黨內法規，對待腐敗圈子要破圈捉蠹，將“小圈子”中的蠹蟲一網打盡。

　　當然，還要正本清源、強化教育引導，從改變思想觀念入手，增強黨員干部自警、自省、自律的能力，自覺遠離“小圈子”、不搞“小圈子”。如此，枝枝蔓蔓的關系網和形形色色的掮客才變得越來越沒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