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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社會責任是傳播有“溫度”新聞的基礎，主流價值是呈現有“溫度”新聞的方向，那么百姓視角是傳遞有“溫度”新聞的路徑。

　　有人說，21世紀是一個“自帶火箭”的時代，很多事情從量的變化到質的飛躍，往往只在一夜之間，新聞生產迎來了潮涌世紀。對于新聞人而言，這是充滿挑戰的時代，也是大有可為的時代，理應產生偉大的作品。

　　時代的機遇在中國。迅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推動國家社會面貌的巨變；波瀾壯闊的改革發展，標注前行中國的努力，這是歷史記錄者的幸事。鑄就輝煌的地方，每天也發生著命運的跌宕、人生的悲歡，心靈需要安放、痛苦需要撫慰，這是時代守望者的義務。誠如人言，誰能解釋清楚中國經濟，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樣地，誰能報道好中國，誰就能收獲新聞人的最高勛章。在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日益吸引世界目光的今天，新聞人站在了歷史的風口。

　　趕上好時代，更要擔起大責任。筆下有個人的命運，也有時代的洪流；鏡頭里有濃縮的世界，也有歷史的變遷。一支筆一張紙，一個鏡頭一塊屏幕，承載起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這是擔當，也是挑戰。要讀懂并呈現給讀者一個“復雜而深刻”的中國，不僅需要理性的頭腦，也需要滾燙的心腸。

　　有個問題問得好：什么才是媒體人所需？眾人的眼球么？看客的噓唏么？世界的嘩然么？答案是否定的。從《饑餓的蘇丹》到韓國KBS電視臺直播男子跳江，再到記者“進入太平間拍攝”歌手遺體，這些新聞作品傳播廣泛，卻無一不受質疑。就是因為，它們缺乏人性的光輝，沒有新聞的溫度。融化內心的堅冰，彌合社會的裂痕，鼓蕩人們的雄心，喚醒沉睡的良知，書寫時代的堅強與自信，最終加速實現中國夢，這才是媒體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外交官吳建民曾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寫的東西“看了要掉腦袋”，但熱血青年是“掉腦袋也要看”，體現了對人民的感召力。上個世紀50年代，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被周恩來稱贊為“感動了千百萬讀者，鼓舞了前方的戰士”；后來，穆青一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億萬人民心里播撒了黨的好干部“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的精神種子；改革開放初期，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喚起一代代年輕人投身科學、報效祖國的青春激情……經典的作品穿過時光的隙縫，依然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面對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的深刻變化，今天的新聞人遭遇著前輩們不曾遇到的挑戰。在“你有登場權利，我有圍觀自由”的時代，如何凝聚共識、筑牢底線？在觀點交流交融交鋒的時代，能否在激流中堅守核心價值觀？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如何適應分眾化、差異化趨勢？勘破這些新時代傳媒棋局，新聞作品才能傳遞時代的溫度，呈現人文的高度。需要強調的是，這樣的作品絕不是盲目贊揚或一味抱怨，不能門縫里看成績、放大鏡下看問題，它要求媒體人，在市場競爭中不能為了搶收視率而偏離了主流價值，在災難中不能為了搶現場而耽誤了救援工作，在司法審判中不能憑一己好惡而行媒體干預。否則，當手段成為目的，就會忘記自己為何出發。

　　如果說社會責任是傳播有“溫度”新聞的基礎，主流價值是呈現有“溫度”新聞的方向，那么百姓視角就是傳遞有“溫度”新聞的路徑。盡管現在能夠“千里邊關一日還”，但若抱著走馬觀花的心態，邁得進群眾的門檻，卻走不進群眾的心坎。只有深入鄉村，聆聽留守兒童的思念，伴著空巢老人的孤燈，才能理解消弭城鄉二元差距的緊迫；只有跑遍城市角落，傾聽“房奴”“蟻族”的心聲，才能讀懂群眾對“獲得感”的期盼……對于新聞人而言，在路上心里才有時代，在基層心里才有群眾，在現場心里才有感動，腿上的泥土、身上的灰塵正是聲入心通的“通行證”，正是推動進步的“積分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聞輿論工作者要轉作風改文風，俯下身、沉下心，察實情、說實話、動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作品。讓新聞作品更有“時代溫度”，是新聞人“職責使命論”的生動注解。牢記48字職責使命，與時俱進，不忘初心，我們的作品就不會辜負讀者，不會辜負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