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供圖/新華

　　2015年12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在調研中向全國政協社法委副主任呂忠梅和其他委員介紹情況攝影/周宇

　　從2013年10月到2016年兩會之前，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已經舉行了46次。這一協商形式的特點之一就是主題非常小，

　　正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所言，“題目小一點，討論的問題集中一點”。而從小問題切入，經過充分調研與會議討論，最后成果都會供決策參考。

　　從小問題引出大意義，一場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是怎么煉成的？

　　主題

　　多數會議主題在年初就已制定

　　2015年12月4日早上，近30名全國政協委員趕到北京西城區太平橋大街23號，這里是全國政協機關所在地。當天上午8點30分，他們從政協機關準時出發，將用1天時間，針對《快遞條例》的制定，到3個快遞企業調研。

　　雖然彼時距離國務院法制辦公布《快遞條例(征求意見稿)》不足20天，但按照慣例，題目在年初就已經確定，并列入全國政協年度協商計劃。這是雙周協商座談會開展以來政協工作的一大特點，即在當年年初制定好全年的主題，各個專委會的全年調研將圍繞既定題目來進行。

　　要求把關系全局的小問題研究透

　　這46次座談會的題目大多數都是小而實，有些放在全國政協層面來討論的主題，讓人感覺很細微。比如第20次主題為“利用水泥窯協同處置垃圾廢棄物”、第32次為“如何做好西部農牧區包蟲病防治工作”、第33次則是“建設工程消防審核驗收”等等。

　　俞正聲此前曾多次表示，他希望從關系全局的小問題入手，選準一個切入點，真正研究透。此外，針對大領域的關鍵瓶頸環節，以公眾普遍關心但推行阻力大或者利益沖突明顯的問題作為雙周協商座談會的主題。

　　不討論“無從下口”的主題

　　以“西部農牧區包蟲病防治”這一主題為例，對大多數人而言，包蟲病可能從未聽說過，但對于西部農牧區的民眾來說，聞之色變。這是一種人畜共患的寄生蟲病，未經治療的包蟲病患者10年病死率高達90%。從中可以體會出座談會主題是如何確定的。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劉佳義表示，“座談會在選題時注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是很好的、切口比較小的問題來協商。因為一次雙周會只開3個小時，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

　　有部門借座談會平臺討論問題

　　雖然大部分題目是年初確定，但也有一些例外情況。有一些題目是相關部門主動向政協提出，希望借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平臺討論。比如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就曾給俞正聲寫過一封信，希望借雙周座談會的平臺探討一下核電的問題，于是有了2014年1月9日舉辦的那場以“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為主題的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

　　調研

　　調動政協系統內各個“智囊”的力量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背后都有政協的“智囊”在運作，或許是政協的某個專委會，也可能是某民主黨派中央，總之，雙周協商座談會機制已將全國政協聯系的各個機構充分調動起來。

　　調研由座談會承辦部門組織

　　最近一次座談會召開于2016年1月21日，那場以“《快遞條例》的制定”為主題的座談會是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承辦的。2015年12月4日，到快遞公司的現場調研也是由其組織的。據介紹，在座談會召開之前，承辦部門要組織座談、調研、確定座談會上發言的委員，并包括他們發言的角度等等具體事務。

　　參加那次現場調研的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部原副部長、快遞協會會長高宏峰等，他們對快遞行業十分了解，知道“痛點”所在。北京青年報記者在現場看到，馬軍勝站在排成行的電動三輪車前，自動從“甲方”轉化成“乙方”，向委員們“痛陳”無“身份”三輪上路送快遞的尷尬。而在位于首都機場附近的快遞公司中轉站，委員們看到工人在沒有供暖設備的倉庫中分揀包裹，并且分揀平臺是采用兩層設計時，就《快遞條例(征求意見稿)》中禁止拋扔快遞的條款進行了討論，如何界定拋扔成為他們討論的焦點。

　　就仿制藥問題奔赴五省市調研

　　那場調研節奏緊湊，之后再趕回政協機關開座談會，但與之相較，外省調研則更為忙碌。

　　2015年12月3日舉辦的第43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以“仿制藥的質量問題與對策”為主題，這是農工黨中央與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第二次聯合承辦雙周協商座談會。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先后就該主題舉行了有相關部委、學會、協會和企業參加的情況介紹會，并先后赴湖北、江蘇、山東、河北、上海五省市開展調研。

　　綜合各部門力量“對癥下藥”

　　在調研西部農牧區包蟲病防治時，委員們遠赴青海果洛州達日縣特和土鄉。在患者家里，實地看到包蟲病將28歲的青年折磨到神志不清，時而癲癇發作，平時只能保持蜷曲姿勢，專家已確診無法救治。這個大家庭本來有11口人，除外出打工的母親和二兒子，都被包蟲病奪去了生命。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中心主任劉迎龍表示，“搞動物研究的、搞農科的、搞畜牧業的，還有搞衛生的，特別還有搞流行病的，在一起，這是一個多部門在一起協同作戰。如果把它都分開了，常常這個病就治不好。雙周協商會綜合了各個部門的力量來討論，制定對策，我看是對癥下藥。”

　　開會

　　“交鋒”成雙周協商座談會一景

　　“你們這只是看企業眼前利益，不是對中華民族子孫后代負責，堅決不行！”在一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一位老委員在爭論中騰地一下站起來，把毛衣一甩，大聲地反對。

　　這種情況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并不罕見。

　　曾有老院士座談時展現“火藥味”

　　據報道，在主題為“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那場座談會上，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簡單表達完自己的觀點后，沒想到坐在他旁邊的何祚庥院士，拿出一大摞資料，列舉了世界核電發展以來發生在美國三里島、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日本福島等3次重大事故。他說，從概率學角度講，只要有概率就一定會發生，并表示“你們一定要搞，我就把概率報告交給中央，你們看著辦。”當時會場上的交鋒可用激烈二字來形容。

　　要將議題正反方全部請到

　　“火藥味”其實并不意外，這個從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委員選擇中就可以看出。

　　承辦方一般從調研時就開始了解，有哪些委員希望發言，希望從何種角度發言。座談會每次邀請人數為20人左右，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委員，還有部分提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行業代表。其中中共委員占30%，其余是來自各民主黨派的委員和無黨派人士。與此同時，還要圍繞議題把利益相關方或正反方全部請到。

　　在這樣的設計下，交鋒是一種常態。

　　與會者圍坐在橢圓桌四周

　　形式上，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會議室不是常規的主席臺在上，一排排桌椅在下。而是一個大橢圓形的桌子，大到足夠使所有要發言的委員在周圍坐下，各個與會者和俞正聲處在一個平等的位置。

　　政協相關負責人告訴北青報記者，雙周協商座談會最大的特點就是協商，即共同商量。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一直是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態度。

　　一名政協委員表示，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既輕松又緊張。輕松緣于可以自由發言不拘束，緊張則是因為觀點要能站得住腳，否則馬上就會有人反駁。

　　成效

　　座談會成果如何影響決策？

　　經過3小時的討論，無論是否達成共識，所形成的建議“含金量”都非常高。這份建議在3天內就會書面報送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供決策參考。

　　其實在建議報送之前，相關部門負責人已經到現場聽取了委員們的意見。鑒于參加座談會的各部門人員較多，會議召開的同時，政協會用一間單獨的會議室進行現場直播，借助大屏幕向其他參會人員實時轉播現場畫面。

　　雙周協商座談會舉辦以來，已有多條意見切實影響了決策。例如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這一數字的背后就有雙周協商座談會的作用。2013年12月，座談會討論汽車尾氣問題后，形成報告給中央。李克強總理注意到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因此就有了政府工作報告中“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的目標。

　　政協委員姚明曾在座談會上提出，把體育賽事審批制改為備案制，以鼓勵企業參與體育產業。幾個月后，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體育產業的文件中，就采納了該建議。在以“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為主題的座談會召開次日，民政部部長李立國立即召集相關司局，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政協的示范下，有些地方也開始舉行當地的雙周協商座談會。2015年，時任湖南省政協主席陳求發曾介紹，為確保座談會取得實效，湖南下一步將按照“閉環管理”的理念，嚴把調查研究、意見建議、互動交流和成果轉化跟蹤四關，把每一個環節的工作都做扎實、做到位。

　　天津市政協也已經實施雙周協商座談會機制，2014年2月，時任天津市政協主席的何立峰主持了以“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實現轉型升級”為主題的第一場座談會。此外，還有一些市級政協也開始開展“雙談”，比如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政協曾針對“醫療糾紛第三方調節機制”、“蒙醫藥運用及適宜技術推廣”、“苜蓿草種植產業發展情況”等主題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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